〈皇帝書齋三希堂源流考〉

《二希堂文集》蔡世遠(1682-1734年）撰，清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刊刻本，鐫刻精湛敷墨勻凈，包括聖主躬耕藉賦、聖主親詣太學頌、青海平定詩序、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、清河頌共五篇。蔡世遠清初漳浦縣人，康熙四十八年(1709年)得中進士，選入翰林院為庶起士。雍正元年(1723年)奉詔入京，授為翰林編修，直上書房侍諸皇子讀書。雍正六年(1728年)遷禮部侍郎，主持鄉試、會試事務，同時充經筵講官，這一時期專心致志輔導諸皇子學習，給諸皇子講授四書五經及宋“五子”(即宋代理學家周敦頤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、朱熹)的理學。蔡世遠生於世代書香之家，以北宋范仲庵（字希文）和南宋真德秀（字希元）為學習榜樣，把自己的居室命名為“二希堂”，皇四子弘曆還親自為老師所著《二希堂文集》寫序。
《二希堂文集》皇四子(乾隆皇帝）序：
「夫自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斯文之來尚矣。故日月星辰之文於天，山川草木之文於地。登龍於章升玉於藻，莫不因其質之美而文之，以益其盛焉。二典、三謨，商書周誥之為文，堯舜禹湯，文武周公，傳心之要道也。是故蘊之為德行，行之為事業，發之為文章者，聖賢之所以為聖者也。持華靡於篇章，逗一字之奇巧者，雕蟲之技，虛車之飾，之所以為譏也。
徒脩其內，而文不能見於外者，亦大雅君子之所弗尚也。故孔子於斯道之隆替，未嘗不寓之於斯文之盛衰，文所以載道，豈虛語哉。三代以降，左氏傳、屈氏離騷、太史公書，賈氏治安，董氏賢良。三策紹上古之淳風，繼大雅之元音，雖其德未臻於盛，要皆其積有源，其流有光，堪以垂世而行遠。魏晉之後變淳樸為綺靡，化元聲為冗薄，而文之衰極矣。至唐韓昌黎乃起衰式靡，天下複歸於正，同時若柳宗元，其後若歐陽、三蘇、曾子固諸人，代繼其蹤，又有周、程、張、朱諸大儒繼起，遠接曆聖之傳，明道以覺世，而斯文之盛。遂如日月之經天，山川之緯地，豈非以言之無文、行之不遠，而斯道之存，端賴斯文之盛，以流播於天地間乎。
吾師梁邨蔡先生，守道君子也。常為吾言：天地、性命之奧，道心、人心危微之判。堯舜禹湯、文武周王、孔孟、周程張朱之心傳，而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必克己復禮，以全其天命之本，然民胞物興以盡其功用之極致，斯不愧於天之所賦，而成其為人矣。若風雲月露以為文者，藝也。然道德盛於中，而英華見於外，斯亦君子之所不廢也。因出平生所為文示余，余餘披讀之餘，而歎先生之實為有用之大儒也。先生講學鳌峰，教人以忠信孝悌仁義，發明濂洛關閩淵源有自也。及立朝而豐采，議論嘉言讜議，足以為千百世治世之良規，則又國家棟樑之任也。
今觀其文，則溯源於六經，闡發周程張朱之理，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，如金聲玉振於有虞之廷也。如卿雲麗日昭映霄漢，而為中天之瑞也。如江淮河濟支流，眾派之終歸于大海也。所謂蘊之為德行，行之為事業，發之為文章者，吾于先生見之，抑又有說焉。先生之文，固足以繼昌黎之蹤，而抗歐、蘇矣，然先儒以為昌黎因文以見道，今先生教人必先之以格致誠正之功，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焉，先生自修固可知矣。吾以為先生體道以為文，並非因文以見道，請以質之，先生與天下後世以為何如也。雍正八年八月。」
結語：清朝自雍正之後“養心殿”成為皇帝在故宮內的實際居所，養心殿西暖閣的“三希堂”，即為盛清三位王帝最常使用的書齋，媲美李清照(1084-1151)書齋“歸來堂”(陶淵明的《歸去來辭》回家之意)，又取陶辭內的“審容膝之易安”，自稱“易安居士”，夫妻共同研究考據、品味鑑賞、歌頌詞詠、整理典籍及碑帖金石，成了千古留香的文明典範！銓釋三希堂有二解，“三希”指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、王獻之《中秋帖》和王殉的《伯遠帖》，以儲存這三件古代稀世墨寶(三希墨寶)而聞名於世，同時還陳設有大量的工藝美術品和文房器具，高雅與精緻始終充溢著這個狹小的空間，散發出濃濃的“書卷氣”！“三希”按其本意的第二種解釋，古人言：「士希賢，賢希聖，聖希天。」即士人希望成為賢人，賢人希望成為聖人，聖人希望成為知天之人；身份和地位的不同，看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，因而產生不同的理解，或者是說餘“不敢希天”(會掉腦袋)！“三希堂”是清高宗弘曆即乾隆帝的書房，也是其作為“養心殿主人”留下的最明顯的標誌，應和乾隆皇帝自勵積極修養，不斷追求“精神生活”上升到更高的心靈境界，通過“藝術收藏”可以豐富宙美情趣，小室隔扇橫眉裝裱的乾隆御筆《三希堂記》墨蹟，至今還懸掛在牆上，匾額兩側對聯為“懷抱觀古今；深心托豪素”（其中豪素即指書法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