龍神帝瓷文物

故事有虛構和訛傳，乾隆皇帝上朝還帶蟋蟀罐是否屬實？清初瓷製蟲具，官窯與民窯均有燒製，在這些飼養蟋蟀和油葫蘆用瓷罐中，傳世器中雍正、乾隆時期的蟋蟀罐較為罕見，吾終於找到一件乾隆官窯晚期作品“乾隆粉彩松鶴延年蟋蟀罐”，這是一件標準的直筒式粉彩蟲具，該藏品高 10.5 公分，口徑 11 公分，底足書 “大清乾隆年製” 六字紅篆款，明確的說這是一只御窯廠專為皇室燒製賀壽貢瓷 ( 萬壽節 ) ，有良好的實用性與觀賞性，而且有極高的收藏價值。 題詩「香氣芬芳色更艶，嬌音宛轉韻如流。」直書七行，每行兩字的排列寫法與起首、押尾用印，器表紋飾主要以人物為主，彷彿繪在紙絹上的一幅畫作，描繪出古松樹下長者 ( 乾隆爺 ) 與仙鶴，兒童手提一籃果子寓意“松鶴延年”。乾隆皇帝儒雅風流好大喜功，一生寫詩四萬二千餘首，“詩興”一來的應景詩句，歌詠蟋蟀唧、唧、唧的鳴叫，人生最樂是悠閒自在，意隨流水俱遠，心與白鶴同閒 ( 閒雲野鶴 ) ，做到心情平和、氣定神閒！在萬分忙碌的工作中，對宮廷秘寶御用蟋蟀罐進行改良，其章法佈局遵循中國傳統繪畫，紋飾倣效古月軒瓷風格，結合詩、書、畫、印於一体的風格，開啟了蟲罐進入“文房清玩”領域的大門，是乾隆皇帝“耄耋” ( 七、八十歲 ) 時期的傑作！這種士大夫所鍾愛的藝術消遣方式，都是通這些具体實物傳承下來的，成就了中國文物的“經典”內容。 中國的蟋蟀罐造形有其傳統的獨特風格，其發展過程正是研究歷史文化最寶貴的見證。清代又是一個畜養鳴蟲的高峰期，《皇京景物略》載：“京師人至七、八月間，家家皆養促織，瓦盆泥罐市井皆是，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鬥為樂”。在諸多鬥盆、養罐蟲具中，鑑別清末民初蟲具的演進發展，此罐所提供的“線索”有重大參考價值。自乾隆王朝求新求變，對瓷質蟋蟀罐造形及工藝之講究，修足近似“泥鰍背”看不到刀痕與刮痕，粉彩為景德鎮燒造的產品，已有兩百多年瓷齡的瓷器，釉面氧化層能看見“蛤蜊光”，製作過程主要按照當時官窯的步驟燒製，即內府先進行造型紋飾設計，然後送樣給御窯廠，假若沒有統治者積極參與，可由督陶官按經驗適當裁度。 對比鑑定：中國陶瓷史最後的督陶官郭葆昌燒造“珊瑚紅戧金松鶴延年蟋蟀罐” ( 末圖 ) ，器蓋與筒身並有「松鶴延年」金字為飾，底部紅色楷書“洪宪年製”紀年款；“題詩”也有相同實物可

冬養秋蟲曾是老北京人們的冬趣樂事，成為人們隆冬過大年的娛樂玩物，也是件有益的休閒活動。玩蟋蟀可以俗玩，但也可以玩出文化，鳴蟲由於聲響引人，成為昆蟲世界中最為人熟知的成員，所以甲骨文中的「夏」字即取蟬的形狀，而「秋」則是取蟋蟀的形狀。 大玩家王世襄所稱：「 “ 秋鬥蟋蟀，冬懷鳴蟲。 ” 鳴蟲文化在中國已有 3000 多年的歷史，自然界裡善於鳴唱的昆蟲很多，中國人選擇的那些鳴叫具有美感，易於畜養的鳴蟲主要有屬於蟋蟀科的蟋蟀、油葫蘆及金蛉、竹蛉等各種蛉蟲，屬於螽斯科的“蟈蟈” ( 叫哥哥 ) 。 北京老人家會把裝有鳴蟲的 蟈蟈 葫蘆貼胸放在懷中，用自己的体溫溫暖著小蟲，讓它安全過冬。小蟲也有靈性，仿佛報答主人似的，會叫聲不斷，婉轉而又動聽。它使主人感到，雖然身居鬧市，猶在山林之中，或長或短的鳴叫聲，讓人領略到和大自然親近的天然野趣。

歷代景德鎮蟋蟀罐的製作，除少數出自永宣御窯場的瓷貨外，絕大多數是出自民窯的作品。 清代最早 瓷質的 蟋蟀罐，始見康熙五彩花鳥蟋蟀盆，為 圓形直徑約 13.5 公分、高約 10.4 公分，胎白釉緊底部微現橘皮紋，五 彩 繪製花鳥紋飾，內部有鏇削方便鬥蟋蟀，底足双圈釉下青花款，款識如果沒有書寫年號，很難與晚明年代的蟋蟀罐區分開來。 滿清入主北京習尚，貴家子弟馳馬射箭，調鷹縱犬不失尚武之風；遊手好閒者提籠溜鳥、票戲是為常課，至於養魚、鬥蟋蟀糾賭風氣，亦所不免！《舊京瑣記》載：「鬥蟋蟀場多在順治門外。飼蟲者，亦謂之把式。水食調養，各有師傅，受酬甚豐。養蟲之盆，有一枚值百十金者 … ，開場則門懸紅彩，車馬咸集，上流人士，往往與焉。勝負之數頗鉅，一鳴驚人，賀者交集。」 蟋蟀罐屬難得的文房雅物，歷來受到藏瓷家歡迎故價格不俗，如今這些流散民間的宮廷蟋蟀盆，早已成了收藏家珍藏的目標。前人養鬥蟋蟀傾注了極大的熱情，倍受中國帝王將相、社會名流雅士到學堂兒童的喜好寵愛，而且當時以此為賭之風盛行，以至發展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。

萬曆皇帝追求太平、享受， 古人認為，龍為百獸之王，鳳為百鳥之王。龍鳳出現，天下就會祥和太平，我們的祖先把龍鳳視為逢凶化吉，呼風喚雨的吉祥神物，寄託他們對幸福生活的嚮往和企望。此件“筒式”蟋蟀罐“萬曆五彩龍鳳呈祥蟋蟀罐”，口徑為 12cm 罐高 12.5cm ，形狀不類於盆而類於罐，而且與文獻所說的蟋蟀罐相符。與前述“大明五彩龍鳳呈祥鬥盆”蟲具形制不同，一為盆名、一為罐名，孰為鬥盆、養罐問題區分開來。古人從蟋蟀的捕捉、飼養直至鬥咬，所用蟲具種類繁多且十分講究，北罐同時又發展出附屬蟲具“過籠”。 蟋蟀罐的製作工藝分南北兩種流派，這不僅是南北氣候差異的體現，更是南北文化差異的反映。北方罐以質樸見長，製作較粗糙一氣呵成，壁厚形狀單一花紋少，年份也晚於南盆；而南方罐以精巧秀美見長，形狀繁複花紋多，做工極為精緻。 大明五彩“ 龍鳳呈祥”圖案皆為一龍一鳳，高身蟲罐為養盆 ( 防止蟋蟀跳出 ) ，萬曆五彩古盆、名罐還能夠保存下來，已是萬分難得彌足珍貴！自明代永樂大帝御窯創燒蟋蟀罐後，鬥、養不分罐並無區分，鬥盆的形制既相傳承，又有所變化，後人可有所本。

明制規定官窯瓷器圖案，繪有「五爪」龍紋之器物皆帝王專用 ( 庶民不可使用 ) ，此處所貼萬曆“五彩”鬥盆尚屬首次發現 ( 初創品種 ) 。由於隆慶、萬曆時期“官搭民燒”制度的實行，民窯與官窯之間的差距日益縮小，紋飾上也打破了以往的禁區，以前僅允許在官窯瓷器上出現的圖案，如龍紋、鳳紋、雲鶴紋等，專供皇室專用蟋蟀罐最具代表性，遺存至今的數量不少！雖然當今古玩市場真贗混雜，仿品偽品充斥網路版圖，收藏專家與藏友讀者交流，應淘出“真寶貝”當教具的實戰案例，不要讓後學把眼睛都看壞了。 研究特定單一用途器物「蟋蟀罐」專題，瓷質產品均出於江西景德鎮，其發展過程有跡可尋。此件“大明五彩龍鳳呈祥鬥盆”，罐高 8.2cm 直徑 12cm ，鼓形平蓋式蟲具挖孔方式，器蓋中央一孔與周邊三孔，又與前述萬曆青花龍紋蟲罐同時發現 ( 同坑 ) ，“訊息解碼”從器物學本身著眼，小處著手兩兩“比對”詳細考證，即可得到答案同為晚明萬曆年產品，萬曆（ 1573 年 - 1620 年）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，在位一共 48 年是明朝掌權最久的皇帝，御用品繪雙角五爪龍紋，從這點可以“推測”萬曆皇帝也有鬥蟋蟀的癖好 (30 年不上朝 ) ，此類蟲具作為貢品極少流傳至民間，單這個蟋蟀罐就值得研究，觀察器蓋挖孔與三個“壽”字排列，只要悟出燒造工藝其中“奧妙” ( 某些領域的專業知識 ) ，即可確保斷代、審定無誤！。

明清瓷器中蟋蟀罐可分為官窯、民窯二種，景德鎮出土的宣德鼓式蟋蟀罐 ( 早明鬥盆 ) ，宣德後的正統、景泰、天順三朝，至明中期成化、弘治、正德，瓷器中幾乎沒有發現過蟋蟀罐。與晚明蟋蟀罐的分期斷代，應當注意同時期不盡相同的款識變化規律，器物無帝王紀年款，也可以從其他特徵來區分，底足書寫“長命富貴”雙圈款，為嘉靖 (1522-1566 年 ) 至萬曆時期產品，而直到隆慶（ 1567-1572 年）時始有青花龍紋蟋蟀罐傳世，萬曆（ 1573-1620 年）時蟋蟀罐款式風格多樣，隆慶至萬曆年間又有「官搭民燒」製，萬曆後期官窯青花瓷器改用浙江生產的“浙料”，發色呈“藍中泛灰”的色調 ( 如圖所示 ) ，製作工藝粗放、繪畫隨意，就可歸入萬曆中晚期作品。 “鬥盆”顧名思義，是古代專門用於觀看蟋蟀鬥咬的瓷質蟲具，因其形狀類於盆而得名；萬曆青花龍紋鼓形蟲罐（平蓋式），罐高 6.9cm 直徑 13.2cm ，從蟋蟀罐器蓋挖孔方式，同樣挖四孔位置不同 ( 中央一孔與周邊三孔 ) ，提供了“晚明鬥盆”標準器 ( 或典型器 ) 的第一手資料，參照器蓋挖孔研判斷代與發展，再參考吾三件萬曆蟲具藏品，鬥盆與養盆的分期斷代問題，即可迎刃而解 ( 後續說明 ) 。

1982年和1993年，景德鎮考古研究所挖掘明代御器廠故址，先後出土經復原的宣德蟋蟀罐計21件，證實了晚明野史沈德符筆記的可靠性，所長劉新園發表《明宣德官窯蟋蟀罐》專著，揭開宣德官窯蟲具的神秘面紗，並提出了關於古代 “鬥盆”與“養盆”之辨的問題，認為景德鎮出土的這批蟋蟀罐是所謂“鬥盆”而非“養盆”。因獨缺與永樂蟋蟀罐實物相比對，本人將密藏一件半永樂年製“鬥盆原型”青花瓷罐大公開；左罐經吾審慎鑑定是宣德時重修補配的(因玩耍破損在所難免)，除青花釉色不同，透明釉帶青(與永樂清淡潔白不同)，釉下明顯可見殘留鏇削刮痕(“慮坯”宣德窯始用鋼銼刮薄)，內底心摹寫“永樂年製”四字篆法畏縮不伸，筆力較軟字体龜縮過小，器蓋以“蘇麻離青”繪出魚藻紋，經二次燒窯後青花發色已失艷麗，與罐身釉面色調不同，而且密合度差顯然並非原配。 永樂青花瓷蟋蟀罐最具原創性與代表性，傳世品中至今尚未發現實物，存世數量一定是最少，永樂蟲具“鬥盆”原型以鱖魚(摩羯魚)為主紋飾，大嘴巴下頜突出，口中佈滿尖鋭鋒利的牙齒，身体粗壯背鰭尖銳如刺，体側上部有不規則的點狀和斑塊，是淡水肉食性兇猛魚類，屬肉食性以其他魚類為食，譬喻佛教「摩羯魚」能吞噬一切的神魚。揭開器物背後塵封的歷史，文物鑒定是一個不斷解讀和認識文物的過程，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結論，需要反復地不斷地思考與求證。考古事實上就是在“猜想”和“解讀”古代， 但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胡思亂想， 而是建立在直接或間接的證據上的科學的邏輯推斷。 景德鎮最早燒製的蟋蟀罐，在明代永樂、宣德時期，均為有文字記載的名罐，明《萬曆野獲編》載：「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，其價不減宣和盆也。」沈德符說明當時宣德官窯蟋蟀罐，早就成為時人追捧的名品。古代瓷器的產生，一定有其相應的背景，永樂蟲具“鬥盆”原型工藝甚為精湛，是時代風氣的具体反映，“標型器” 也是如假包換的藝術創作，祖先留下來的“絕世孤品”更是價值連城！我對這個品種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，中國陶瓷的生命，正是歷史與文化的寫照。吾對有修補的瓷器殘件“一概不收”，惟獨此件明代青花魚藻紋宣德仿品例外，歷代蟋蟀罐之謎“盡在其中”，可參考網路上有一件萬曆後仿的青花魚藻紋蟋蟀罐(晚明蟋蟀罐器蓋挖孔方式研判)。神州收藏网： http://www.yourcollect.net/products/20099191717128751.h

瓷器蛐蛐罐(鬥盆)因傳世品極稀少，而至今逐漸引起大陸收藏界的重視，中國景德鎮生產高檔的蟋蟀罐，早年當古董賣到台灣不少，若有心人能在這方面多作努力，收藏的附加價值當致不菲。在台灣宣龢齋主人秘藏蟋蟀罐30件左右，數量足夠成立一家蟋蟀罐博物館了。其中幾件屬明清官窯製造的鬥罐精品，包括明代永樂大帝御用青花瓷鬥罐一件半(殘器罐身為後配而器蓋是原件)，宣德鬥盆除青花瓷外，還有一只舉世無雙“寶石紅釉”蟋蟀罐孤品，晚明萬曆鬥罐畫龍紋的就有三件；還包括清代康熙、同治、光緒及慈禧皇太后、中華帝國洪憲皇帝的蟋蟀罐，即將在此欄目大公開，主人秘藏十多年的蟋蟀罐，將揭開中國陶瓷史上一大秘辛，藏品中最老的是一只“虎骨鑲玉春水秋山蟋蟀罐”，為元初產品已有七百年歷史。 “童年”是影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，我讀小學時就愛玩鬥蟋蟀，早年在高雄鹽埕區府北里（紅燈區）一帶盛行，當年有專人從鄉下農地或墓地草叢捕捉來賣，普品一隻五毛錢(1966-1970年)起跳，賣蟋蟀的老人家，就住在與我家同一條巷子內(林投里生興二巷)，每天早晨他挑著兩簍蟋蟀到“港都”去賣，都要先經過我家大門口，一過中正橋就到了鹽埕埔，鼎盛時期上百家錯落有致的紅燈戶內，隱藏在晦暗狹窄的摸乳巷弄間，川流不息的尋芳客穿梭在找尋燕瘦環肥的獵物，不時不斷傳出鶯聲燕語的拉客聲，夾雜著蟋蟀的叫聲與人聲鼎沸吆喝聲，賣性病藥、蛇藥及耍雜技的江湖術士舌粲蓮花的叫賣聲，交織成一幅肉慾橫流、藏汙納垢的繁華世界，同班同學也有兩位住在風化區裡面。直到1979年一把無名大火，把高雄“市府後花園”燒得精光，歷史竟已成灰燼令人唏噓悵然，賣蟋蟀的老者也不知去向，其養子“獨眼龍”還有回來向我借錢，曾跟我“角鬥”(唸決鬥)過兩回，是我的手下敗將，當年我的外號叫“第一教主”(台語)，因而常有各路英雄前來單挑；現在鄰居都沒人養蟋蟀了，也找不到同好鬥蛐蛐兒，憶及往日難忘的回億，如今只好改蒐藏景德鎮瓷器鬥罐。 後記：今年立秋後8月13日專程前往台南新化豐榮里洋仔村，國家地理頻道《綻放真台灣－黑龍過江》介紹過，來到台灣蟋蟀達人謝爵安位於保生大帝廟前的繁殖場，挑選24隻鬚腳具全的黃斑黑蟋蟀，入盆飼養淘汰後選出六隻將軍，文章會繼續發表請網友多關注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