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/11/20

〈阮元作積古齋藏書印辨證〉






阮元(1764-1849)字伯元,號芸臺,籍貫江蘇揚州。乾隆五十一年(1786)舉人,三年後中進士,入翰林院值祕閣,為乾隆皇帝所賞識,令其充任石經勘官。後督學山東、浙江,並歷任河南、浙江、江西等省巡撫,升任兩廣、湖廣、雲貴總督(正二品),道光十五年(1835)回京官拜體仁閣大學士(正一品),管理兵部兼署左都御史,退休封太保(太保、太傅、太師稱為“三公”輔佐天子治理天下)加太子太傅銜。
乾隆55(1790) 散館大考,高宗親擢第一,次年三月乾隆皇帝對阿文成公說:「阮元人明白老實,象箇有福的。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。」見張鑑《雷塘庵主弟子記》卷一,阮元在北京這段時間,奠定了他仕途暢達的根基,清高宗派阮元做日講起居注官,常跟隨在皇帝身邊,在南書房做編定書畫,即內廷懋勤殿收藏書畫,敕編《石渠寶笈》,校勘石經等工作。
阮元是乾嘉時期的金石學大家,號稱清代金石學復興第一人,北京老古玩界卻傳說著,阮元收藏過“散氏盤”,並複製鑄造出兩件。阮氏長期浸淫于金石碑版之間,通過對它們長期的考察研究,進而形成了自己對書法史發展脈絡和風格演變的獨到觀點,其書學思想集中體現在《南北書派論》和《北碑南帖論》這兩篇文章中,“二論”均見於晚年自著《揅經室集》;指出“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”,“短箋長卷,意態揮灑,則帖擅其長;界格方嚴,法書深刻,則碑據其勝”,為晚清“尊碑論”奠定了基礎。《清史稿》稱其“身歷乾嘉文物壯盛之時,主持風會數十年,國內學者奉為山斗焉”,道光二十九年(86)卒,優詔賜卹諡文達。
文星傑才阮元藏書自刻印記:華原草堂493公克、菅領湖山441公克、江村祕藏476公克。主章藏書印正面阮元“作”,考辨作字解釋,文人雅士為己親自刻印,即藝術美的創造與匠心的体現,今天我們遂能隨著一枚石章的刻文,梳理出一代金石家“收傳印記”流傳的脈絡,印章擁有人將珍藏書畫用印,鈐蓋在書畫作品的適當位置。藏玩壽山石章的樂趣無窮,鑒賞壽山石至尊“田黃”,田坑美石“田黃凍”通靈透明(下圖),更是價值連城!田黃除了本身蘊含了高雅、品位等文化內涵外,還因為田黃石材稀缺性,是敬獻給皇上做壽禮的最佳貢品。康熙、雍正時代只見蹲龍鈕(見笪重光、高鳳翰三連章),到乾隆爺時“石帝”鈕頭雕更豐富。
從鈕制即可窺見謎底,依“鈕制”龍代表天子,代表等級、制度,查證造辦處乾隆年間宮廷御工有製鈕名家林茂玉、林元珠。林元珠擅長雕飾飛鼇、水獸印鈕(如同此組三連章),運刀婉轉流暢出神入化,所刻印鈕多用開絲法,毫髮間條條清晰,不斷不折堪稱一絕,而後為“東門派”領軍人物(發源福州東門外鼓山后嶼鄉各村),東門流派在雕藝上主要技法,師承清康熙名雕師周尚均,其擅於壽山石巨奎(巨星)四周刻夔龍圖案,雕刻者從前、後、左、右、上、中、下全方位進行雕刻,這是壽山石雕最古老、最基本的技法。
阮元明經博古精研“訓詁”(註:把古人的文字和語言變成今人的文字和語言,分句讀、評校、抄錄、著述四項。)考據之學,晚年自稱“節性齋老人”,老古玩界(北京)卻傳說著,阮元收藏過“散氏盤”,並複製鑄造出兩件。1810年冬嘉慶皇帝顒琰五十歲的生日,阿林保將散氏盤敬獻給皇上做壽禮,皇上給了他兩江總督去當,老古玩界盛傳“阮元定名散氏盤,阿林保獻寶祝壽榮升”的口頭傳說故事。此組壽山田黃石雕鰲龍鈕三連章“氣勢磅礡”,一掌盈握的四方体巨奎罕有,印臺四面皆刻有夔龍圖案,仿漢避邪“四靈章”錦縟紋樣極負裝飾美,文化的傳承就在裡面,線索就藏在其中!古籍載漢代「剛卯」咒語銘文:「正月剛卯,靈殳四方,赤青白黃,四色是當。帝令祝融,以教夔龍。庶疫剛癉,莫我敢當。」歷史溯源解讀乾隆祭天田黃石,有如奇門遁甲中的八門,整座群体田黃石雕龍鈕,構成了一個禮儀的整体,更有獨創性,觀賞者可以從不同角度看到物体的各個側面。

2011/11/14

〈盛清三帝漢化和文化薰陶〉

北京為五朝故都(金、元、明、清與民國),文物鼎盛,古器文玩,均集中「廠甸」(琉璃廠);金代稱燕京,古曰海王村(海陵王遷都),金章宗完顏璟皇帝,其母是宋徽宗的某位公主,他不愧有宋室血統,其書法酷似趙佶的瘦金書,由於受中原文化的影響,仿照宋徽宗收藏印的格式,也製作了七枚收藏印,即“內府”葫蘆狀印、“明昌珍玩”、“明昌御覽”、“明昌中秘”、“明昌御府”、“群玉秘珍”、“御府寶繪”方印,漢化政策比遼進步。
金章宗完顏璟重修孔廟建築後,藏書樓由章宗皇帝賜名“奎文閣”,自宋代歷朝以來,孔子一再被最高統治者封諡,帝王所賜書賜扁皆藏於奎文閣,現代奎文閣上三個字是乾隆皇帝所書。“奎”是28星宿之一,又是曲阜的代稱;“奎”即文神之意,指“文星傑才”,孔子是文化聖人,故將孔廟藏書樓起名“奎文閣”。明代大學士李東陽《奎文閣重置書籍紀》碑文說:「闕里(杏壇遺址)宣聖廟,舊有奎文閣,以貯古今圖書籍。在大成殿之前,杏壇之南。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,國朝置衍聖公府,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。凡朝廷有事于廟,則禮迎香幣庋于閣中,以俟行事。…聖賢之道,非言莫明,聖賢之言,非書莫載,天下之書亦多矣!」
而清代皇帝是大金後裔,清聖祖康熙“尊孔信儒”重修孔廟,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玄燁祭孔子廟說:「武功夕德彪炳簡冊,朕仰承先烈集此大勛,保泰持盈,彌深竟業,秉告成功于太廟。」康熙帝明白表示他統治得成功,得益於孔孟,尊孔子為「萬世師表」,說孔府是詩書禮樂地,日月星辰天。康熙五十五年(1716年)《康熙字典》刻本編成,是康熙皇帝敕命纂修的大型漢文字書,至今仍是人們閱讀、整理、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書。世宗雍正二年(1724年)清廷再度大修孔廟,使之煥然一新。盛清三帝對中華文化的仰慕與喜愛,更超過一般漢人,文人畫以詩、書、畫、印相結合的中國傳統藝術,也擴大了印章的應用範圍,這種文人士大夫所鍾愛的一種藝術消遣方式,引入清廷皇宮後被傳承下來(古月軒)。到了清代乾隆帝書畫收藏鑒定用印,人稱“五璽”,“乾隆御覽之寶”、“石渠寶笈”、“宜子孫”、“三希堂精鑒璽”、“石渠定鑒”,究其沿革本原,均承襲自故宮博物院第一代主人宋徽宗!
相片:金章宗完顏璟“明昌御覽”收傳印記。

2011/11/09

〈御賜帝王之石換書法墨寶〉













據清初毛奇齡《後觀石錄》記載:「康熙戊申(1668年),閩縣陳公子越山,忽齎糧採石山中,得妙石最夥,載至京師售千金。…自康親王恢閩以來,凡將軍督撫,下至遊宦茲土者,爭相尋覓。」朱彝尊在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所作《壽山石歌》寫道:“菁華已竭采未歇,惜也大洞成空嵌”。康熙十八年(1679年)保和殿御試錄取“博學鴻儒”五十人,授以侍讀、侍講、編修、檢討等職,毛奇齡(1623-1716年)、朱彝尊(1629-1709年)均在其中。
解讀古璽印有很多途徑,必須把當時的歷史和人物聯繫起來,所有古代文物都是活的能自己講話,只有這樣談“鑒賞”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康熙年間福建壽山石開採再度興盛,古時田坑石中佳品謂之“田黃”,最初往往鋸成方章(解石),而且宮廷“御工”雕製的印鈕也比較精美,可惜現在故宮很難見到康熙的印章。田黃的顏色必須放在首位,因為黃色是中華民族的正色(國色),“黃”和“皇”又是諧言,在封建社會只有皇帝才能擁有這樣的印章(“大田黃”250公克以上),試問誰敢在田黃龍鈕印正面刻上自己的名字(見附圖),在那樣的時代背景,不早被砍頭了嗎?
笪重光這個姓氏讀音「踏」,發源於句容,就是現在江蘇省的句容縣,這裡曾經出過一位名滿天下的書畫大家「笪重光」,他是清順治九年(1652年)進士官拜御史。他的最大成就卻是在書畫方面,所畫的山水、蘭竹,以點染取勝,與姜宸英、何焯、汪士鋐並稱為康熙年間四大家,其所著《書筏》、《畫筌》二書傳世,備受後市的推崇。笪重光(1623-1692年)字在辛清朝書畫家,為人剛正敢於直言,號江上外史,又稱鬱岡掃葉道人,晚年隱居茅山學道,道號奉真、始青道人,卒年七十。果然不出吾所料,天壇一共有八組“欞星門”,每組三門雙重圍繞圜丘,田黃三連章有八組24枚,精美的雕龍鈕分別是蹲龍、鰲龍、龜龍、鼇龍吐珠等型制,共同的特點是四面以“夔龍紋”為飾,下承“原配”紫檀木座(見註釋考辨),完全屬皇家風格一路,此藏書三連章刻於康熙年間是為第一組,朱文寬邊四字璽式印文:道號奉真382公克、笪重光印445公克、始青道人390公克。
文物的收傳印記及鑑藏寶璽不同!鑑藏寶璽清楚的留下了皇室珍藏的記錄,而我們又往往能從其中,找到許多為歷史揭密的線索。康熙年十七八時,讀書過勞至咳血仍不罷休,他手不釋卷,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,寫市寺廟扁榜多至千餘。宋四家蘇、黃、米、蔡,各有自己的風貌,而四家當中最具藝術創新意識的當推黃庭堅,2010年6月北宋時期黃庭堅書法長卷《砥柱銘》在3日晚北京保利春拍中拍出4.368億元,折合新台幣20億以上。笪重光對黃庭堅書法有著獨到的鑒定經驗(情有獨鍾),曾收藏過多幅黃庭堅書法如《行書教審帖》、《行楷與無咎通判書》、《行楷辱教帖》、《行楷山預帖》(以上四帖由臺北故宮博物院藏)與《行書小子相帖》(上海博物館藏)等;從皇室收藏這一條比較明顯的線索,查證故宮書畫檢索資料,宋米友仁《仁雲山得意圖卷》(台北故宮博物院藏)康熙二十年(1681)歲次辛酉仲秋八月望日江上外史笪重光識,根據收傳印記:笪重光印、江上外史、江上外史笪重光在辛父印、江上笪氏圖書印、潤州笪重光鑒定印等鈐印來看,“貢獻”如此多名家書法墨寶,換得康熙爺御賜田黃三連章一組,並非不可能啊!
註釋:清初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紫檀木,都匯集到廣州再運到北京,紫檀木因生長極緩慢,粗細也僅碗口般大小,質地堅硬鬃眼細密,色調深沉紋理纖細,屬於最名貴的木材之一。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的作坊,專門製作皇室御用物品,宮中物品十分講究,製作各項活計,有著嚴密的程序,紫檀木座底部刻一云(雲)字,此一傳統是受清朝初年張潮之說“壘石可以邀雲”的影響,八組“欞星門”把天壇雙重圍繞中間(見末圖),每組三門左右門略低為兩翼陪祀設置,整体成山字型與田黃三連章一致,最富傳奇性的“石帝”,與天地、神明、自然相契得如此和諧。根據笪重光“道號奉真”、“始青道人”兩枚鈐印來分析,“奉真”是其晚號,“道人”即道士,這種人奉守道教經典規戒,熟悉各種齋醮祭祀儀式。

2011/11/05

〈皇帝書齋三希堂源流考〉





《二希堂文集》蔡世遠(1682-1734年)撰,清雍正十年(1732年)刊刻本,鐫刻精湛敷墨勻凈,包括聖主躬耕藉賦、聖主親詣太學頌、青海平定詩序、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、清河頌共五篇。蔡世遠清初漳浦縣人,康熙四十八年(1709年)得中進士,選入翰林院為庶起士。雍正元年(1723年)奉詔入京,授為翰林編修,直上書房侍諸皇子讀書。雍正六年(1728年)遷禮部侍郎,主持鄉試、會試事務,同時充經筵講官,這一時期專心致志輔導諸皇子學習,給諸皇子講授四書五經及宋“五子”(即宋代理學家周敦頤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、朱熹)的理學。蔡世遠生於世代書香之家,以北宋范仲庵(字希文)和南宋真德秀(字希元)為學習榜樣,把自己的居室命名為“二希堂”,皇四子弘曆還親自為老師所著《二希堂文集》寫序。
《二希堂文集》皇四子(乾隆皇帝)序:
「夫自上古結繩而治,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,斯文之來尚矣。故日月星辰之文於天,山川草木之文於地。登龍於章升玉於藻,莫不因其質之美而文之,以益其盛焉。二典、三謨,商書周誥之為文,堯舜禹湯,文武周公,傳心之要道也。是故蘊之為德行,行之為事業,發之為文章者,聖賢之所以為聖者也。持華靡於篇章,逗一字之奇巧者,雕蟲之技,虛車之飾,之所以為譏也。
徒脩其內,而文不能見於外者,亦大雅君子之所弗尚也。故孔子於斯道之隆替,未嘗不寓之於斯文之盛衰,文所以載道,豈虛語哉。三代以降,左氏傳、屈氏離騷、太史公書,賈氏治安,董氏賢良。三策紹上古之淳風,繼大雅之元音,雖其德未臻於盛,要皆其積有源,其流有光,堪以垂世而行遠。魏晉之後變淳樸為綺靡,化元聲為冗薄,而文之衰極矣。至唐韓昌黎乃起衰式靡,天下複歸於正,同時若柳宗元,其後若歐陽、三蘇、曾子固諸人,代繼其蹤,又有周、程、張、朱諸大儒繼起,遠接曆聖之傳,明道以覺世,而斯文之盛。遂如日月之經天,山川之緯地,豈非以言之無文、行之不遠,而斯道之存,端賴斯文之盛,以流播於天地間乎。
吾師梁邨蔡先生,守道君子也。常為吾言:天地、性命之奧,道心、人心危微之判。堯舜禹湯、文武周王、孔孟、周程張朱之心傳,而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,必克己復禮,以全其天命之本,然民胞物興以盡其功用之極致,斯不愧於天之所賦,而成其為人矣。若風雲月露以為文者,藝也。然道德盛於中,而英華見於外,斯亦君子之所不廢也。因出平生所為文示余,余餘披讀之餘,而歎先生之實為有用之大儒也。先生講學鳌峰,教人以忠信孝悌仁義,發明濂洛關閩淵源有自也。及立朝而豐采,議論嘉言讜議,足以為千百世治世之良規,則又國家棟樑之任也。
今觀其文,則溯源於六經,闡發周程張朱之理,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,如金聲玉振於有虞之廷也。如卿雲麗日昭映霄漢,而為中天之瑞也。如江淮河濟支流,眾派之終歸于大海也。所謂蘊之為德行,行之為事業,發之為文章者,吾于先生見之,抑又有說焉。先生之文,固足以繼昌黎之蹤,而抗歐、蘇矣,然先儒以為昌黎因文以見道,今先生教人必先之以格致誠正之功,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焉,先生自修固可知矣。吾以為先生體道以為文,並非因文以見道,請以質之,先生與天下後世以為何如也。雍正八年八月。」
結語:清朝自雍正之後“養心殿”成為皇帝在故宮內的實際居所,養心殿西暖閣的“三希堂”,即為盛清三位王帝最常使用的書齋,媲美李清照(1084-1151)書齋“歸來堂”(陶淵明的《歸去來辭》回家之意),又取陶辭內的“審容膝之易安”,自稱“易安居士”,夫妻共同研究考據、品味鑑賞、歌頌詞詠、整理典籍及碑帖金石,成了千古留香的文明典範!銓釋三希堂有二解,“三希”指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、王獻之《中秋帖》和王殉的《伯遠帖》,以儲存這三件古代稀世墨寶(三希墨寶)而聞名於世,同時還陳設有大量的工藝美術品和文房器具,高雅與精緻始終充溢著這個狹小的空間,散發出濃濃的“書卷氣”!“三希”按其本意的第二種解釋,古人言:「士希賢,賢希聖,聖希天。」即士人希望成為賢人,賢人希望成為聖人,聖人希望成為知天之人;身份和地位的不同,看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,因而產生不同的理解,或者是說餘“不敢希天”(會掉腦袋)!“三希堂”是清高宗弘曆即乾隆帝的書房,也是其作為“養心殿主人”留下的最明顯的標誌,應和乾隆皇帝自勵積極修養,不斷追求“精神生活”上升到更高的心靈境界,通過“藝術收藏”可以豐富宙美情趣,小室隔扇橫眉裝裱的乾隆御筆《三希堂記》墨蹟,至今還懸掛在牆上,匾額兩側對聯為“懷抱觀古今;深心托豪素”(其中豪素即指書法)。

2011/11/03

〈古月軒畫琺瑯做樣瓷器〉




根據清代文獻記載,琺瑯作是康熙十九年設置在武英殿,康熙五十七年(1718)作改歸養心殿,合併後稱“養心殿造辦處琺瑯作”,增設監造一人。清代康熙晚期“粉彩瓷”創燒成功,為釉上琺瑯彩工藝奠定基礎,粉彩與琺瑯彩的主要原料和施彩方法都是外來的,製作時在燒好的器皿塗上含砷的“玻璃白”打底,用國畫技法以掺有鉛粉的彩料繪畫紋樣,然後用低溫爐火燒烤而成,由於康熙粉彩製品屬初創階段,所以流傳下來的官窯精品甚少。
今天再介紹一件櫃上的重要文物“清康熙粉彩花石錦雞尊”(瓶高 29.4 cm),很有可能是最早的琺瑯彩,所用琺瑯料都是從西洋進口的,有紅、黃、白、粉紅、藍、天青、紫、綠、黑等色,雍正六年(1728)之前,琺朗彩瓷器所用的進口琺瑯料,顏色也只有這八九種,施彩較厚致使紋樣有堆凸之感,且出現細小裂紋,瓶口畫蓮花瓣顏色瑰麗,瓶尊琢器底足外圍旋進一圈,形成兩層“台痕底”是康熙瓷器獨到之處。六字青花“大清康熙年製”標準官窑款識,所謂“陶瓷史”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分析,嘗試探索它扮演著一個怎樣的角色,跟中國陶瓷發展史相吻合之處。
鑒賞是不是真“古月軒”瓷,最關鍵的一環在繪圖,琺瑯彩瓷器的面畫“藝術性”最高,不論是畫什麼,都具有紙絹畫的神韻,彩質細膩如塗脂,色彩鮮嫩誘人,為民國以後仿品所不能及!如意館宮廷畫家非一般工匠,康熙朝任職宮廷畫師有焦秉貞、冷枚、沈喻三人,畫稿則由宮中造辦處下屬的“如意館”提供,再由畫琺瑯高手繪彩,畫面佈局藝術水平高明;由於創造性太高,個人推測應為第一手創原作品。
瓷胎畫琺瑯雉雞圖案的傳世物件極少見,目前北京故宮藏瓷“雍正琺瑯彩雉雞牡丹圖碗”僅有一件,同對另一只在台北故宮命名“雍正磁胎畫錦堂春富貴白地碗”,一般琺瑯彩雉雞圖案只會出現在乾隆朝,類似藏品如天津博物館的“乾隆琺瑯彩雉雞玉壺春瓶”,這件瓷器的畫稿是蔣庭錫畫的,1960年當時博物館的收購價為13200元人民幣。清代琺琅彩瓷在歷代瓷器中造價最貴,人們稱之為「官窯中的官窯」,瓷器的藝術性和稀有程度,是決定其價格的主要因素,“清乾隆御製琺琅彩雉雞雙耳瓶” 2005年香港拍賣被大古董商翟建民以1.1548億港元競得。

2011/11/01

〈康熙大帝楂筆書福圖〉

中國人在每年春節貼“福”字,這種迎春接福習俗在康熙時代最風行。清宮定制每年嘉平朔日(十二月初一),皇帝開筆書“福”以賀新禧。清代文獻“福字備賞”載:「聖祖御用留貽,管髹漆色黝,字填以金。每開筆時,御用一次,即珍棄檀篋。…各宮殿御園等處,所用福字,亦親書分貼。康熙間,聖祖御書大福字,賜編修查慎行(見註解)蓋年例於嘉平朔日,開筆書福,王公大臣內直侍從皆得預賜。世宗每遇書福之辰,頒及直省將軍督撫,硃批諭旨,於各省奏到恭謝頒賜福字之摺,時加訓勉。自乾隆丙寅建闡福寺,壬申以後,每歲腊月朔日,先詣寺拈香,回宮書福。
楂筆(黑漆筆管鑲嵌金字大抓筆如見圖示)的筆管短粗,用來寫大字,各式各樣字体的福字,不只賜給大臣內侍,也貼在宮廷的門上,每到春節,皇帝要親書“福”字,賜給后妃和王公大臣,以示恩寵。賜字時還有個儀式,皇上在乾清宮升座,太監將紙、筆、墨、硯備齊,奏事處將擬一封受賜者的名單呈上,皇帝的朱筆圈定後,招受賜者入宮。受賜者接旨後,高呼吾皇萬歲,萬萬歲,在御前跪下。皇帝便揮毫宸翰書一個福字賜予,受獎者高呼謝主龍恩,回家便把福字貼在門上以示榮耀。
清朝是由滿族(大金女真後裔)建立的封建王朝,清代皇帝為了統治中原的需要,進一步籠絡漢族士子,康熙十八年(1679年)「博學鴻儒」特科考試,幾乎把大江南北的漢人菁英一網打盡。對漢族儒家經典的索求和文化藝術的模仿,康熙帝一生手不釋卷,臨摹名家字帖堪稱書法高手,康熙帝還遺留下一幅手持毛筆的畫像,他應該會讚嘆這種神奇的書寫工具!康熙皇帝楂筆寫字畫像(見圖)北京故宮藏品,201110月起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展出中。
註解:內廷侍從大臣查慎行詩句:「笠簷蓑袂平生夢,臣本煙波一釣徒。」康熙皇帝尤其喜歡這兩句,道盡了中國文化中士人的漁隱情思。查慎行(1650-1727)清朝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。康熙二十八年,牽涉洪昇《長生殿》的國恤張樂事件,遭革職驅逐回籍,改名慎行字悔餘,籍貫改作錢塘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成為翰林院編修,入值南書房,曾為康熙捉刀寫文章。查慎行的詩主要學習宋人,特別是蘇東坡和陸放翁,編撰過蘇軾的詩,題為《補注東坡編年詩》共五十卷,查慎行也是當代著名作家金庸的先祖,金庸小說《鹿鼎記》的回目都是集查慎行詩中的對句。
結論:講述故事本末的來龍去脈,才能引人入勝。“古月軒”瓷的特徵與儒雅風格,顯現出盛清三帝受漢文化薰陶所產生的“書卷氣”!鑒賞這類工藝美術品時,必能在作品上看到許多文人之素養,如書法(行書題詩)、繪畫(如意館)、詩詞、印章四項結合成為一体,瓷胎畫琺瑯彩瓷比官窑瓷器更高一等,表現於生活器皿、文房用具等範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