龍神帝瓷文物

文物界裡多的是 “ 顛倒黑白 ” 的高手，這一行門檻高、門道特別多 ( 黑 ) ！有時話不能全聽，要自己去琢磨，相同一句話能代表兩種不同的解釋，先把你頭給轉暈了，生意買賣都要花本錢的，出手就不許反悔，獵寶高手都有自豪的本事，如何把一千塊本錢轉變成獲利千萬的 “ 點金術 ” ，在遊戲規則中 “ 遂行所願 ” ！吾卻不是 “ 萬事通 ” 也會失手，也有吃葯的時候，今天演出戲碼 “ 武松醉打蔣門神 ” ，如果西泠虎先殺了武二爺，往後就沒戲唱了！ 2011 年 8 月 21-22 日西泠印社四大國石專拍到台灣徵件，徵集地點在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，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501 室徵件會場，西泠印社拍賣公司秉持 “ 真乃居先，誠為業本 ” 的創業宗旨，值得肯定與讚揚一番。吾特別精選收藏六組壽山石三連章，其中最大的弘旿、趙之謙兩組，西泠印社首位會長吳昌碩大師刻 “ 天放樓 ” 主人印及清代西泠印社中人蔣銓 “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” 田黃閒章各一枚，全遭 “ 打槍 ” 斃命！聰明者善權謀全說 “ 新工藝 ” 不是田黃，一竿子就打翻一船人！聽說大陸拍賣公司赴台灣都是假徵件，藉徵集免費鑑定開發客戶，吾 “ 孤陋無知 ” 以求教各方先進。 網路上能撿到 “ 金磚 ” 嗎？ 今年購得六組老壽山石三連章，屬於建業文房之書畫 “ 鑑藏印 ” ，賣家標示為老壽山鹿目石、高山黃凍石、杜陵石等，鑑定專家 “ 信口胡謅 ” 騙死人不償命！目前連專家也無法解開謎底的問題還很多，單看印章体式類別就非尋常之物，文物常常是那個時代的歷史見證，可以看到一個文化的光輝面貌。 冒險家專門獵取用錢也買不到的 “ 國之重寶 ”( 時代典範的文物精品 ) ，憑經驗猜測如 “ 賭石 ” 下注賭一把，這是老天爺賞賜的寶貝，獵奇是閑來最快意的事，獨出已見 “ 人棄我取 ” ，不買的人則永遠沒機會 ( 好運 ) ！ “ 鑑藏印 ” 起源於唐代，興盛至明清不計其數，如鑒賞、收藏、校對、審定、考訂、珍藏、珍玩、珍秘、秘笈、藏書、藏畫、圖書等等。「眼力」是一種智慧財產權，文人往往有獨到的眼力，憑藉個人的學識、喜好和修養來玩收藏，從頭到尾還是在「玩」！ 自古來英雄皆以冒險為事業，英雄行徑拼著一身剮，也要扮個開路先鋒角色。 進入文物界面臨許多挫折與挑戰，挫折可以使自己成長，調整步伐學習新事務，新的挑

阮元 (1764-1849 年 ) 字伯元，號芸臺，籍貫江蘇揚州。乾隆五十一年 (1786) 舉人，三年後中進士，入翰林院值祕閣，為乾隆皇帝所賞識，令其充任石經勘官。後督學山東、浙江，並歷任河南、浙江、江西等省巡撫，升任兩廣、湖廣、雲貴總督 ( 正二品 ) ，道光十五年 (1835) 回京官拜體仁閣大學士 ( 正一品 ) ，管理兵部兼署左都御史，退休封太保 ( 太保、太傅、太師稱為“三公”輔佐天子治理天下 ) 加太子太傅銜。 乾隆 55 年 (1790) 散館大考，高宗親擢第一，次年三月乾隆皇帝對阿文成公說：「阮元人明白老實，象箇有福的。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。」見張鑑《雷塘庵主弟子記》卷一，阮元在北京這段時間，奠定了他仕途暢達的根基，清高宗派阮元做日講起居注官，常跟隨在皇帝身邊，在南書房做編定書畫，即內廷懋勤殿收藏書畫，敕編《石渠寶笈》，校勘石經等工作。 阮元是乾嘉時期的金石學大家，號稱清代金石學復興第一人，北京老古玩界卻傳說著，阮元收藏過“散氏盤”，並複製鑄造出兩件。阮氏長期浸淫于金石碑版之間，通過對它們長期的考察研究，進而形成了自己對書法史發展脈絡和風格演變的獨到觀點，其書學思想集中體現在《南北書派論》和《北碑南帖論》這兩篇文章中，“二論”均見於晚年自著《揅經室集》；指出“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”，“短箋長卷，意態揮灑，則帖擅其長；界格方嚴，法書深刻，則碑據其勝”，為晚清“尊碑論”奠定了基礎。《清史稿》稱其“身歷乾嘉文物壯盛之時，主持風會數十年，國內學者奉為山斗焉”，道光二十九年 (86 歲 ) 卒，優詔賜卹諡文達。 文星傑才阮元藏書自刻印記：華原草堂 493 公克、菅領湖山 441 公克、江村祕藏 476 公克。主章藏書印正面 阮元“作” ，考辨作字解釋，文人雅士為己親自刻印，即藝術美的創造與匠心的体現，今天我們遂能隨著一枚石章的刻文，梳理出一代金石家“收傳印記”流傳的脈絡，印章擁有人將珍藏書畫用印，鈐蓋在書畫作品的適當位置。藏玩壽山石章的樂趣無窮，鑒賞壽山石至尊“田黃”，田坑美石“田黃凍”通靈透明 ( 下圖 ) ，更是價值連城！田黃除了本身蘊含了高雅、品位等文化內涵外，還因為田黃石材稀缺性，是敬獻給皇上做壽禮的最佳貢品。康熙、雍正時代只見蹲龍鈕 ( 見笪重光、高鳳翰三連章 ) ，到乾隆爺時“

北京為五朝故都(金、元、明、清與民國)，文物鼎盛，古器文玩，均集中「廠甸」(琉璃廠)；金代稱燕京，古曰海王村(海陵王遷都)，金章宗完顏璟皇帝，其母是宋徽宗的某位公主，他不愧有宋室血統，其書法酷似趙佶的瘦金書，由於受中原文化的影響，仿照宋徽宗收藏印的格式，也製作了七枚收藏印，即“內府”葫蘆狀印、“明昌珍玩”、“明昌御覽”、“明昌中秘”、“明昌御府”、“群玉秘珍”、“御府寶繪”方印，漢化政策比遼進步。 金章宗完顏璟重修孔廟建築後，藏書樓由章宗皇帝賜名“奎文閣”，自宋代歷朝以來，孔子一再被最高統治者封諡，帝王所賜書賜扁皆藏於奎文閣，現代奎文閣上三個字是乾隆皇帝所書。“奎”是28星宿之一，又是曲阜的代稱；“奎”即文神之意，指“文星傑才”，孔子是文化聖人，故將孔廟藏書樓起名“奎文閣”。明代大學士李東陽《奎文閣重置書籍紀》碑文說：「闕里(杏壇遺址)宣聖廟，舊有奎文閣，以貯古今圖書籍。在大成殿之前，杏壇之南。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，國朝置衍聖公府，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。凡朝廷有事于廟，則禮迎香幣庋于閣中，以俟行事。…聖賢之道，非言莫明，聖賢之言，非書莫載，天下之書亦多矣！」 而清代皇帝是大金後裔，清聖祖康熙“尊孔信儒”重修孔廟，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玄燁祭孔子廟說：「武功夕德彪炳簡冊，朕仰承先烈集此大勛，保泰持盈，彌深竟業，秉告成功于太廟。」康熙帝明白表示他統治得成功，得益於孔孟，尊孔子為「萬世師表」，說孔府是詩書禮樂地，日月星辰天。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《康熙字典》刻本編成，是康熙皇帝敕命纂修的大型漢文字書，至今仍是人們閱讀、整理、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書。世宗雍正二年(1724年)清廷再度大修孔廟，使之煥然一新。盛清三帝對中華文化的仰慕與喜愛，更超過一般漢人，文人畫以詩、書、畫、印相結合的中國傳統藝術，也擴大了印章的應用範圍，這種文人士大夫所鍾愛的一種藝術消遣方式，引入清廷皇宮後被傳承下來(古月軒)。到了清代乾隆帝書畫收藏鑒定用印，人稱“五璽”，“乾隆御覽之寶”、“石渠寶笈”、“宜子孫”、“三希堂精鑒璽”、“石渠定鑒”，究其沿革本原，均承襲自故宮博物院第一代主人宋徽宗！ 相片：金章宗完顏璟“明昌御覽”收傳印記。

據清初毛奇齡《後觀石錄》記載：「康熙戊申(1668年)，閩縣陳公子越山，忽齎糧採石山中，得妙石最夥，載至京師售千金。…自康親王恢閩以來，凡將軍督撫，下至遊宦茲土者，爭相尋覓。」朱彝尊在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所作《壽山石歌》寫道：“菁華已竭采未歇，惜也大洞成空嵌”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保和殿御試錄取“博學鴻儒”五十人，授以侍讀、侍講、編修、檢討等職，毛奇齡（1623-1716年）、朱彝尊(1629-1709年)均在其中。 解讀古璽印有很多途徑，必須把當時的歷史和人物聯繫起來，所有古代文物都是活的能自己講話，只有這樣談“鑒賞”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康熙年間福建壽山石開採再度興盛，古時田坑石中佳品謂之“田黃”，最初往往鋸成方章(解石)，而且宮廷“御工”雕製的印鈕也比較精美，可惜現在故宮很難見到康熙的印章。田黃的顏色必須放在首位，因為黃色是中華民族的正色(國色)，“黃”和“皇”又是諧言，在封建社會只有皇帝才能擁有這樣的印章(“大田黃”250公克以上)，試問誰敢在田黃龍鈕印正面刻上自己的名字(見附圖)，在那樣的時代背景，不早被砍頭了嗎？ 笪重光這個姓氏讀音「踏」，發源於句容，就是現在江蘇省的句容縣，這裡曾經出過一位名滿天下的書畫大家「笪重光」，他是清順治九年（1652年）進士官拜御史。他的最大成就卻是在書畫方面，所畫的山水、蘭竹，以點染取勝，與姜宸英、何焯、汪士鋐並稱為康熙年間四大家，其所著《書筏》、《畫筌》二書傳世，備受後市的推崇。笪重光（1623-1692年）字在辛清朝書畫家，為人剛正敢於直言，號江上外史，又稱鬱岡掃葉道人，晚年隱居茅山學道，道號奉真、始青道人，卒年七十。果然不出吾所料，天壇一共有八組“欞星門”，每組三門雙重圍繞圜丘，田黃三連章有八組24枚，精美的雕龍鈕分別是蹲龍、鰲龍、龜龍、鼇龍吐珠等型制，共同的特點是四面以“夔龍紋”為飾，下承“原配”紫檀木座(見 註釋考辨 )，完全屬皇家風格一路，此藏書三連章刻於康熙年間是為第一組，朱文寬邊四字璽式印文：道號奉真382公克、笪重光印445公克、始青道人390公克。 文物的收傳印記及鑑藏寶璽不同！鑑藏寶璽清楚的留下了皇室珍藏的記錄，而我們又往往能從其中，找到許多為歷史揭密的線索。康熙年十七八時，讀書過勞至咳血仍不罷休，他手不釋卷，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，寫市寺廟扁榜多至千餘。宋四家蘇、黃、米、蔡，各有自己的風貌，而

《二希堂文集》蔡世遠(1682-1734年）撰，清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刊刻本，鐫刻精湛敷墨勻凈，包括聖主躬耕藉賦、聖主親詣太學頌、青海平定詩序、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、清河頌共五篇。蔡世遠清初漳浦縣人，康熙四十八年(1709年)得中進士，選入翰林院為庶起士。雍正元年(1723年)奉詔入京，授為翰林編修，直上書房侍諸皇子讀書。雍正六年(1728年)遷禮部侍郎，主持鄉試、會試事務，同時充經筵講官，這一時期專心致志輔導諸皇子學習，給諸皇子講授四書五經及宋“五子”(即宋代理學家周敦頤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、朱熹)的理學。蔡世遠生於世代書香之家，以北宋范仲庵（字希文）和南宋真德秀（字希元）為學習榜樣，把自己的居室命名為“二希堂”，皇四子弘曆還親自為老師所著《二希堂文集》寫序。 《二希堂文集》皇四子(乾隆皇帝）序： 「夫自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斯文之來尚矣。故日月星辰之文於天，山川草木之文於地。登龍於章升玉於藻，莫不因其質之美而文之，以益其盛焉。二典、三謨，商書周誥之為文，堯舜禹湯，文武周公，傳心之要道也。是故蘊之為德行，行之為事業，發之為文章者，聖賢之所以為聖者也。持華靡於篇章，逗一字之奇巧者，雕蟲之技，虛車之飾，之所以為譏也。 徒脩其內，而文不能見於外者，亦大雅君子之所弗尚也。故孔子於斯道之隆替，未嘗不寓之於斯文之盛衰，文所以載道，豈虛語哉。三代以降，左氏傳、屈氏離騷、太史公書，賈氏治安，董氏賢良。三策紹上古之淳風，繼大雅之元音，雖其德未臻於盛，要皆其積有源，其流有光，堪以垂世而行遠。魏晉之後變淳樸為綺靡，化元聲為冗薄，而文之衰極矣。至唐韓昌黎乃起衰式靡，天下複歸於正，同時若柳宗元，其後若歐陽、三蘇、曾子固諸人，代繼其蹤，又有周、程、張、朱諸大儒繼起，遠接曆聖之傳，明道以覺世，而斯文之盛。遂如日月之經天，山川之緯地，豈非以言之無文、行之不遠，而斯道之存，端賴斯文之盛，以流播於天地間乎。 吾師梁邨蔡先生，守道君子也。常為吾言：天地、性命之奧，道心、人心危微之判。堯舜禹湯、文武周王、孔孟、周程張朱之心傳，而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必克己復禮，以全其天命之本，然民胞物興以盡其功用之極致，斯不愧於天之所賦，而成其為人矣。若風雲月露以為文者，藝也。然道德盛於中，而英華見於外，斯亦君子之所不廢也。因出平生所為文示余，余餘披讀之餘，而歎先生之實為有用之大儒也。先生講學鳌峰，教人以忠信孝

根據清代文獻記載，琺瑯作是康熙十九年設置在武英殿，康熙五十七年 (1718) 作改歸養心殿，合併後稱“養心殿造辦處琺瑯作”，增設監造一人。清代康熙晚期“粉彩瓷”創燒成功，為釉上琺瑯彩工藝奠定基礎，粉彩與琺瑯彩的主要原料和施彩方法都是外來的，製作時在燒好的器皿塗上含砷的“玻璃白”打底，用國畫技法以掺有鉛粉的彩料繪畫紋樣，然後用低溫爐火燒烤而成，由於康熙粉彩製品屬初創階段，所以流傳下來的官窯精品甚少。 今天再介紹一件櫃上的重要文物“清康熙粉彩花石錦雞尊” ( 瓶高 29.4 cm) ，很有可能是最早的琺瑯彩，所用琺瑯料都是從西洋進口的，有紅、黃、白、粉紅、藍、天青、紫、綠、黑等色，雍正六年 (1728) 之前，琺朗彩瓷器所用的進口琺瑯料，顏色也只有這八九種，施彩較厚致使紋樣有堆凸之感，且出現細小裂紋，瓶口畫蓮花瓣顏色瑰麗，瓶尊琢器底足外圍旋進一圈，形成兩層“台痕底”是康熙瓷器獨到之處。六字青花“大清康熙年製”標準官窑款識，所謂“陶瓷史”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分析，嘗試探索它扮演著一個怎樣的角色，跟中國陶瓷發展史相吻合之處。 鑒賞是不是真“古月軒”瓷，最關鍵的一環在繪圖，琺瑯彩瓷器的面畫“藝術性”最高，不論是畫什麼，都具有紙絹畫的神韻，彩質細膩如塗脂，色彩鮮嫩誘人，為民國以後仿品所不能及！如意館宮廷畫家非一般工匠，康熙朝任職宮廷畫師有焦秉貞、冷枚、沈喻三人，畫稿則由宮中造辦處下屬的“如意館”提供，再由畫琺瑯高手繪彩，畫面佈局藝術水平高明；由於創造性太高，個人推測應為第一手創原作品。 瓷胎畫琺瑯雉雞圖案的傳世物件極少見，目前北京故宮藏瓷“雍正琺瑯彩雉雞牡丹圖碗”僅有一件，同對另一只在台北故宮命名“雍正磁胎畫錦堂春富貴白地碗”，一般琺瑯彩雉雞圖案只會出現在乾隆朝，類似藏品如天津博物館的“乾隆琺瑯彩雉雞玉壺春瓶”，這件瓷器的畫稿是蔣庭錫畫的， 1960 年當時博物館的收購價為 13200 元人民幣。清代琺琅彩瓷在歷代瓷器中造價最貴，人們稱之為「官窯中的官窯」，瓷器的藝術性和稀有程度，是決定其價格的主要因素，“清乾隆御製琺琅彩雉雞雙耳瓶” 2005 年香港拍賣被大古董商翟建民以 1.1548 億港元競得。

中國人在每年春節貼“福”字，這種迎春接福習俗在康熙時代最風行。清宮定制每年嘉平朔日（十二月初一），皇帝開筆書“福”以賀新禧。清代文獻“福字備賞”載：「聖祖御用留貽，管髹漆色黝，字填以金。每開筆時，御用一次，即珍棄檀篋。…各宮殿御園等處，所用福字，亦親書分貼。 … 康熙間，聖祖御書大福字，賜編修查慎行 ( 見註解 ) 。 … 蓋年例於嘉平朔日，開筆書福，王公大臣內直侍從皆得預賜。 … 世宗每遇書福之辰，頒及直省將軍督撫，硃批諭旨，於各省奏到恭謝頒賜福字之摺，時加訓勉。 … 自乾隆丙寅建闡福寺，壬申以後，每歲腊月朔日，先詣寺拈香，回宮書福。 」 楂筆 ( 黑漆筆管鑲嵌金字大抓筆如見圖示 ) 的筆管短粗，用來寫大字，各式各樣字体的福字，不只賜給大臣內侍，也貼在宮廷的門上，每到春節，皇帝要親書“福”字，賜給后妃和王公大臣，以示恩寵。賜字時還有個儀式，皇上在乾清宮升座，太監將紙、筆、墨、硯備齊，奏事處將擬一封受賜者的名單呈上，皇帝的朱筆圈定後，招受賜者入宮。受賜者接旨後，高呼吾皇萬歲，萬萬歲，在御前跪下。皇帝便揮毫宸翰書一個福字賜予，受獎者高呼謝主龍恩，回家便把福字貼在門上以示榮耀。 清朝是由滿族 ( 大金女真後裔 ) 建立的封建王朝，清代皇帝為了統治中原的需要，進一步籠絡漢族士子，康熙十八年（ 1679 年）「博學鴻儒」特科考試，幾乎把大江南北的漢人菁英一網打盡。對漢族儒家經典的索求和文化藝術的模仿，康熙帝一生手不釋卷，臨摹名家字帖堪稱書法高手，康熙帝還遺留下一幅手持毛筆的畫像，他應該會讚嘆這種神奇的書寫工具！康熙皇帝楂筆寫字畫像 ( 見圖 ) 北京故宮藏品， 2011 年 10 月起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展出中。 註解：內廷侍從大臣查慎行詩句：「笠簷蓑袂平生夢，臣本煙波一釣徒。」康熙皇帝尤其喜歡這兩句，道盡了中國文化中士人的漁隱情思。查慎行 (1650-1727 年 ) 清朝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。康熙二十八年，牽涉洪昇《長生殿》的國恤張樂事件，遭革職驅逐回籍，改名慎行字悔餘，籍貫改作錢塘。康熙四十二年 (1703 年 ) 成為翰林院編修，入值南書房，曾為康熙捉刀寫文章。查慎行的詩主要學習宋人，特別是蘇東坡和陸放翁，編撰過蘇軾的詩，題為《補注東坡編年詩》共五十卷，查慎行也是當代著名作家金庸的先祖，金庸小說《鹿鼎記》的回目都是集查慎行詩中的對句。 結論：講

〈阮元作鰲龍鈕三連章〉 阮元（ 1764-1849 年）字伯元，號芸台，是乾嘉時期的金石學大家，號稱清代金石學復興第一人。乾隆五十四年（ 1789 ）進士，選為翰林院庶起士，散館授編修，督山東學政任侍郎。嘉慶三年（ 1798 ）任浙江巡撫，與李長庚督水師討伐海盜，興修海塘。後任湖廣總督、兩廣總督、雲貴總督。任內主張加強海防，對抗英軍挑釁，亦曾多次鎮壓天地會活動。道光十八年（ 1838 ）以体仁閣大學士致仕。阮氏長期浸淫于金石碑版之間，通過對它們長期的考察研究，進而形成了自己對書法史發展脈絡和風格演變的獨到觀點，其書學思想集中體現在《南北書派論》和《北碑南帖論》這兩篇文章中， “ 二論 ” 均見於晚年《揅經室集》；指出 “ 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 ” ， “ 短箋長卷，意態揮灑，則帖擅其長；界格方嚴，法書深刻，則碑據其勝 ” ，為晚清 “ 尊碑論 ” 奠定了基礎。身歷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，官至浙江、河南、江西巡撫，湖廣、兩廣、雲貴總督，兵部、禮部、戶部、工部侍郎，体仁閣大學士，太子太保，致仕回田後又晉加太傅銜，道光二十九 (1849) 年卒諡文達。《清史稿》稱其 “ 身歷乾嘉文物壯盛之時，主持風會數十年，國內學者奉為山斗焉 ” 。 印記：華原草堂 493 公克、菅領湖山 441 公克、江村祕藏 476 公克。 〈笪重光蹲龍鈕三連章〉 笪重光這個姓氏讀音「踏」，發源於句容，就是現在江蘇省的句容縣，這裡曾經出過一位名滿天下的書畫大家「笪重光」，他是清順治九年（ 1652 年）進士官拜御史。他的最大成就卻是在書畫方面，所畫的山水、蘭竹，以點染取勝，與姜宸英、何焯、汪士鋐並稱為康熙年間四大家，其所著《書筏》、《畫筌》二書傳世，備受後市的推崇。笪重光（ 1623-1692 年）字在辛清朝書畫家，為人剛正敢於直言，號江上外史，又稱鬱岡掃葉道人，晚年隱居茅山學道，道號奉真、始青道人，卒年七十。 印記：道號奉真 382 公克、笪重光印 445 公克、始青道人 390 公克。 後記： 果然不出吾所料！八組 “ 欞星門 ” 每組三門，双重圍繞圜丘，田黃三連章有一共有八組 24 枚，精美的雕龍鈕分別是蹲龍、鰲龍、龜龍、鼇龍吐珠等型制，共同的特點是下承 “ 原配 ” 紫檀木座，完全屬皇家風格一路。 本人追蹤田黃三連章書畫收藏印，在皇室宮廷中也有一條比

印章類藝術品是人類“精神財富”的象徵，除了“審美情趣”外，同時也給文人雅士帶來“物質財富”，作為中華民族的“傳家珍祕”，在上手“品讀把玩”驚覺其無窮的魅力，故將其納入蒐羅集藏項目。月初網拍發現一枚西泠印社創始人吳昌碩的傑作，8月9日剛買到的燙手貨，賣方：888古董坑道老壽山石龍紋印，起標價格新台幣888 元，印面3.8 X 3.8 高3.8公分，編款“昌石吳俊刻于吳下年七十有二”，吳昌碩(1844-1927年)晚清人，初名俊、俊卿，字昌碩、蒼石，雞血石不帶紅色的叫昌化石(昌石非壽山石賣主不懂)，印頂浮雕黃龍一條，還好沒人認出來搶標，吾1218元輕易就得標了，真是物超所值！“天放樓”粗筆濃墨，一股渾樸之勢躍于紅泥上，其善用殘損加上邊攔的殘破，透露出碩体「石鼓文」之吳派印風特色，吳下即蘇州吳江市，吳昌碩居清末民初印壇泰斗地位，1904年61歲參與發起西泠印社為首任社長，求印者冠蓋雲集，72歲巔峰時治印刻于1915年，辛亥革命前後有紀年與史料考察價值，其篆刻作品風迷一時並揚名海外的第一人！ 辛亥革命初年“憂時之士”，“天放樓”主人金松岑（1874－1947年）原名懋基，又名天翮、天羽，號鶴望，筆名天放樓主人、愛自由者等，青年時期曾熱心於鼓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。1896年在同里鎮創辦「自治學社」和「理化音樂傳習社」，傳授新文化，後又與陳去病組織「雪恥學會」，以圖救國雪恥。1902年創辦同川學堂，翌年，應蔡元培之邀赴滬參加「中國教育會」，並成立了同里支部。資助鄒容《革命軍》出版，宣傳孫中山革命活動，辛亥革命後當選為江蘇省議員。抗戰爆發後為擺脫漢奸糾纏，旋致力於教育、詩文創作和學術研究，被譽為國學大師，與陳去病、柳亞子並稱為清末民初吳江三傑，主要著作有《孽海花》等。 金松岑先生的故居目前僅存他從事教育工作的辦公樓“天放樓”民國十三年建造，現為鎮級文物控制單位。據《同里志》記載，光緒二十八年（西元19O2年），同川學堂和同川自治學社成立，由金松岑主持校政；光緒三十二年（西元19O6年），同川學堂改名同川兩等小學，並創辦明華女學，為吳江現代新式小學教育的開始。現同里中學校園內，有一幢兩層教育樓，冠名“天放樓”座落于古鎮西北部的富觀橋近旁，原是同川學堂舊址。 金松岑先生在《天放樓文言遺集•蔡冶民傳》中有一段話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整套雖微賤，不得位，處亂世，猶將

辛亥革命後清帝退位，皇宮國寶怎麼會被盜？揭開器物背後塵封的歷史，解開清宮藏瓷中為何不見蟋蟀罐之謎？故官博物院1925年成立之前，1914年在皇宮武英殿先設立過古物陳列所，郭世五為給袁世凱燒造官窯瓷器，便從古物陳列所拿走宮裡收藏瓷作“標準”(拿歷代實物當稿本)，到景德鎮窯廠照樣仿做，洪憲皇帝倒臺未將宮中珍寶歸還，因而散落流失到民間！吾根據這批蟋蟀盆罐所提供的訊息，偵破揭露清宮遺失蟲具謎底，可歸納出六條重要“線索”： (一)1945年對日抗戰結束後，王世襄擔任搶救流散文物(失蹤國寶)清理的工作，當時收購古董商郭葆昌所藏瓷器近300件，由此看來洪憲帝倒臺郭葆昌卻吃飽了！ (二)郭葆昌收藏兩件三希堂藏書法，二王法帖王珣《伯遠帖》、王獻之《中秋帖》。擁有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權勢，要竊取國寶比任何人都容易得手啊！推說是末代皇帝溥儀藉賞賜溥傑，將傳世二王法帖帶出皇宮，抵押給天津日本銀行到期未贖，由他贖回根本就是無本生意，伯遠帖上還鈐有一枚“郭氏觶齋秘笈之印”。 (三)天 津與北京鬥蟲風尚，因應兩地王公貴冑需求，天津水旱碼頭是北京門戶，也是清室王孫官宦、下野官僚軍閥、富豪大賈群集之處，景德鎮瓷器不斷從九江口用船運到天津；1913年袁世凱當選大總統後，立即派總統府庶務司長郭葆昌先佔肥缺“九江關監督”，依清代陶政制度創舉，自唐英開始由九江關稅監督擔任督陶官。 (四) 九江關監督每年元旦、端陽、萬壽、皇太后萬壽等節慶，備妥“捐貢瓷器”(繪吉祥圖案描金的官窑)進獻；乾隆初景德鎮御窑廠督陶官唐英任關稅監督時，曾自行畫樣製坯，擬造各種新樣瓷器進呈，郭葆昌燒造的“松鶴延年”珊瑚紅戧金蟋蟀罐，罐的外壁鑲嵌金彩圖案特別考究，這類貢瓷費用由監督自行支付，數量肯定不多。 (五)出現最早始創於明永樂(1403-1424年)皇帝御用的蟋蟀罐一件半，若此“名物”(絕世孤品)不為贗品，則本人推理完全正確！ (六)同時發現晚清同治、光緒、慈禧女皇帝御用蟋蟀盆罐(見附圖)，終於找到打開瓷質蟲具寶藏大門的金鑰匙，請看下回分解！

自古名家製作的蟋蟀盆都身價不菲，瓷器蟋蟀罐正代表權勢與財力的象徵，其中又以“紅釉”最稀罕居最高端，也最能体現蟋蟀主人的身價！紅釉的種類雖多卻最難燒成，珊瑚紅釉色帶微黃，不論屬那一種“中國紅”均是瓷中珍寶，蟲罐鬥盆的產生，必定有其相應的時代背景，仿品一定有參考實物真蹟去製造出來的，有創意東西與臆造品定有所不同，只要不是新仿的貨色就值得收購。 洪憲年號是在 1915 年底到 1916 年初春，當時袁世凱稱帝總共只有 83 天，時間也非常短，天寒地凍更不可能燒瓷器，而郭葆昌在 1915 年大病一場後 ( 註釋 ) ，早就已離開景德鎮了，根本來不及燒製署款為“洪憲”的瓷器，目前傳世品中所見有書“洪憲年製”和“洪憲御製”款的器物，它們都是民國時期古董市場氾濫，為迎合收藏者獵奇的心理，一些瓷商、工匠燒造出來的，主要是粉彩、琺瑯彩碗、盤、瓶一類產品，顯少出現蟲罐精品，前文連線提示華夏收藏網上“洪憲年製”蟋蟀罐 ( 印章款 ) 可供參考，該罐高 10.5 公分，口徑 11.5 公分，器身珊瑚紅釉戧金字“清風竹影 丁丑年寫”，丁丑年為民國二十六年 (1937) 製成，明白指出前朝那瓷器蟲罐是個“名物”，洪憲皇帝御用品的經濟價值特別高，所以才會出現仿寫其帝王年號的偽款。 探索“洪宪年製”蟋蟀罐真偽，研究四字楷体書寫款，書法運筆流暢瀟灑，不帶低俗的工匠氣 ( 印章款 ) ，推測此手寫款出自景德鎮御窑廠最後一任都陶官，有可能是郭世五 ( 寓意“五世其昌” ) 親筆手書或摹寫自洪憲帝手跡，還需進一步再深入“考據”，考據學特別尊重“實證”，依研究心得寫出釋文考據物證，要有根據並非憑空猜測，本站談“鑑藏”一律以所發現實物為見證，“洪憲年製”款識標準器目前還沒有確定，而“洪憲”帝王年號是誰給取的？關鍵可能就在這一只紅釉金繪蟋蟀罐上，寫文章非“道聽途說”當文抄公，要有自己的見解和心得，賞玩陶瓷的樂趣即此在！ 註釋：據北京故宮陶瓷專家吳玉璋 ( 後隨押運國寶來台灣 ) 追憶，當年郭世武親口跟他説落「居仁堂」款洪憲瓷是在民國四年燒製， 1915 年端午節正值開窯當天，郭世武不顧瓷工勸阻急於進窯查看，因窯溫尚高進入當場昏厥後大病一場， 6000 件仿古月軒細瓷由於胎薄碎裂大半，這批洪憲“開國瓷”所餘精品不多，分賞簡任官吏各一件 ( 拉攏各地官員送禮物 ) 。

中國傳統文化中“紅色”代表喜慶幸福，有“富貴吉祥”寓意。這只蟋蟀罐是郭葆昌任“陶務總監督”時， 1915 年在景德鎮為袁世凱燒製的“洪憲瓷”，當時名稱叫“松鶴延年珊瑚紅蟋蟀罐”，工匠則先在高溫中將瓷胎燒成白釉瓷，然後外壁再施珊瑚紅釉，入窯二次低溫燒成。“實物見證”藏品高 10.6 公分、口徑 11.1 公分，與前述乾隆年造的松鶴延年同類蟲罐相比，兩器在造型、挖孔和大小等方面幾乎完全相同， 對研究明清蟋蟀罐演進，“一窺堂奧”見山又是山！ “洪憲瓷”紀年款瓷器到底有沒有真品？中華帝國官窯最後燒製的“賀壽”蟋蟀罐，仿古代漆器「 戧金」技法貼金箔為飾，器蓋與筒身均有“松鶴延年”字樣，黏敷金字呈現出一段連著一段，現在已沒有這種工藝，底足中央書楷体「洪宪年製」四字紅款，罐身正面露出瓷胎“白地”當作仙禽，白鶴張著嘴 ( 八成是喊“喳” ) ，行大於 90 度的叩首禮，由此可見郭葆昌十足是個“馬屁經” ( 奴才 ) ！ 參考：華夏收藏網上有類似洪憲年製蟋蟀罐可供網友 比較。 http://www.mycollect.net/antiqueEstimation/show-90236-1.html

  1915 年袁世凱為復辟帝制活動的需要，命景德鎮陶務署監督郭葆昌，效法封建王朝燒造御用瓷器，當時住在中南海的袁大總統尚未稱帝，所以最初先燒的都是陶人款及齋堂款，如“觶齋主人”、“居仁堂製”、“陶務監督郭葆昌謹製”款識瓷器。居仁堂就是清代慈禧太后修建的海晏堂，這些瓷器作品統稱為“洪憲瓷”，洪憲紀年款與民國瓷器款識，多有爭議至今撲朔迷離，“居仁堂製”四字紅彩篆書款，款外方框四角有去銳角成八角者，皆為“民國瓷器”年代較晚，此只“居仁堂製漁父圖蟋蟀罐”，屬於 “中華帝國”標型器之一。 袁世凱登基為“洪憲皇帝”僅 83 天，隨著其“駕崩”而風雲流散，留傳下來的洪憲瓷“居仁堂製”蟋蟀罐已成絕響！吾有“考據癖”對失落文化瑰寶的探索考古，從此件“漁父圖”粉彩繪畫來研判，器蓋上畫父子兩人完全模仿自乾隆時期的蟲罐，底部修足沒有乾隆蟋蟀罐“泥鰍背”特點，胎質精細度也比不上。“洪憲官窑”即將渡過百年歷史，變成真正的古董瓷器後，必定成為收藏家追逐、尋覓的目標，本人特別在此率先公開四件藏品，相信對後學蒐集研究會有些幫助。 美術考古： 1908 年光緒皇帝死後，其弟載澧當攝政王，想殺掉袁世凱為兄報仇，被軍機大臣奕劻勸阻，袁世凱被攝政王罷了職，回到河南老家，他頭戴斗笠身披簑衣，垂竿洹水濱悠閒自在 ( 蟋蟀罐正記述這一段歷史 ) 。 1911 年武昌起義，清兵作戰失利前線告急，在奕劻、那桐、徐世昌聯名保舉下，袁項城才二次“出山” ( 東山再起 ) 當了欽差大臣，由其親信馮國璋、段祺瑞為兩軍統領。後來才有那桐當內閣弻德院顧問大臣，徐世昌任皇族內閣協理大臣，發生兩位大臣將清宮收藏瓷器，抵押給英國在京開辦的匯豐銀行之事，這 裏面的資訊甚具歷史研究價值。 註釋： 1913 年 10 月 6 日袁世凱經由國會選舉，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。

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，民國初年百業蕭條，惟有古玩行業興旺，天津、北京早期鬥蟋蟀猛烈火爆，大戶都直接向景德鎮定燒蟲盆， 1913 年郭葆昌（世五）被袁世凱派遣九江關監督，為其燒製“居仁堂”款瓷器，蟋蟀罐即為產品系列之一，皆為“陶務監督郭葆昌謹製”，按雍正、乾隆官窯粉彩瓷器進行實驗仿造，紋飾以人物、花鳥為主，繪畫有工筆劃特點，傳世的“居仁堂製”幾種款式，皆為方章紅彩篆書或青花楷書款。據古玩界老行家孫會元講：真“居仁堂製”粉彩瓷器，精緻細膩、繪工精美，彩色嬌妍堪稱名貴，是我國瓷業史上一朵復興之花，可惜只是曇花一現。民國十年前後居仁堂款識瓷器，有北京德泰與天津同泰祥都在景德鎮燒製過，是“大路貨”為一般家庭擺設或做嫁妝用的，屬“民國瓷器”市場上數量不少，藝術價值則差很多！ 註解：“觶齋主人” 郭葆昌（ 1879-1942 年）河北定縣人，光緒二十二年 (1896) 前，原是北京西華門外 德聚成 古玩鋪學徒，藉送山水畫屏的機會，被袁世凱看上了入府當差，後來成為袁府大總管，被委任九江關陶務總監督 (1913-1915 年 ) ，為籌備帝制監督燒製“洪憲瓷”。袁世凱在 1915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宣佈實行帝制，改變年號為“中華帝國”，規定 1916 年為“洪憲元年”， 1916 年 3 月 2 日宣佈撤消帝制。

故事有虛構和訛傳，乾隆皇帝上朝還帶蟋蟀罐是否屬實？清初瓷製蟲具，官窯與民窯均有燒製，在這些飼養蟋蟀和油葫蘆用瓷罐中，傳世器中雍正、乾隆時期的蟋蟀罐較為罕見，吾終於找到一件乾隆官窯晚期作品“乾隆粉彩松鶴延年蟋蟀罐”，這是一件標準的直筒式粉彩蟲具，該藏品高 10.5 公分，口徑 11 公分，底足書 “大清乾隆年製” 六字紅篆款，明確的說這是一只御窯廠專為皇室燒製賀壽貢瓷 ( 萬壽節 ) ，有良好的實用性與觀賞性，而且有極高的收藏價值。 題詩「香氣芬芳色更艶，嬌音宛轉韻如流。」直書七行，每行兩字的排列寫法與起首、押尾用印，器表紋飾主要以人物為主，彷彿繪在紙絹上的一幅畫作，描繪出古松樹下長者 ( 乾隆爺 ) 與仙鶴，兒童手提一籃果子寓意“松鶴延年”。乾隆皇帝儒雅風流好大喜功，一生寫詩四萬二千餘首，“詩興”一來的應景詩句，歌詠蟋蟀唧、唧、唧的鳴叫，人生最樂是悠閒自在，意隨流水俱遠，心與白鶴同閒 ( 閒雲野鶴 ) ，做到心情平和、氣定神閒！在萬分忙碌的工作中，對宮廷秘寶御用蟋蟀罐進行改良，其章法佈局遵循中國傳統繪畫，紋飾倣效古月軒瓷風格，結合詩、書、畫、印於一体的風格，開啟了蟲罐進入“文房清玩”領域的大門，是乾隆皇帝“耄耋” ( 七、八十歲 ) 時期的傑作！這種士大夫所鍾愛的藝術消遣方式，都是通這些具体實物傳承下來的，成就了中國文物的“經典”內容。 中國的蟋蟀罐造形有其傳統的獨特風格，其發展過程正是研究歷史文化最寶貴的見證。清代又是一個畜養鳴蟲的高峰期，《皇京景物略》載：“京師人至七、八月間，家家皆養促織，瓦盆泥罐市井皆是，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鬥為樂”。在諸多鬥盆、養罐蟲具中，鑑別清末民初蟲具的演進發展，此罐所提供的“線索”有重大參考價值。自乾隆王朝求新求變，對瓷質蟋蟀罐造形及工藝之講究，修足近似“泥鰍背”看不到刀痕與刮痕，粉彩為景德鎮燒造的產品，已有兩百多年瓷齡的瓷器，釉面氧化層能看見“蛤蜊光”，製作過程主要按照當時官窯的步驟燒製，即內府先進行造型紋飾設計，然後送樣給御窯廠，假若沒有統治者積極參與，可由督陶官按經驗適當裁度。 對比鑑定：中國陶瓷史最後的督陶官郭葆昌燒造“珊瑚紅戧金松鶴延年蟋蟀罐” ( 末圖 ) ，器蓋與筒身並有「松鶴延年」金字為飾，底部紅色楷書“洪宪年製”紀年款；“題詩”也有相同實物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