龍神帝瓷文物

〈阮元作鰲龍鈕三連章〉 阮元（ 1764-1849 年）字伯元，號芸台，是乾嘉時期的金石學大家，號稱清代金石學復興第一人。乾隆五十四年（ 1789 ）進士，選為翰林院庶起士，散館授編修，督山東學政任侍郎。嘉慶三年（ 1798 ）任浙江巡撫，與李長庚督水師討伐海盜，興修海塘。後任湖廣總督、兩廣總督、雲貴總督。任內主張加強海防，對抗英軍挑釁，亦曾多次鎮壓天地會活動。道光十八年（ 1838 ）以体仁閣大學士致仕。阮氏長期浸淫于金石碑版之間，通過對它們長期的考察研究，進而形成了自己對書法史發展脈絡和風格演變的獨到觀點，其書學思想集中體現在《南北書派論》和《北碑南帖論》這兩篇文章中， “ 二論 ” 均見於晚年《揅經室集》；指出 “ 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 ” ， “ 短箋長卷，意態揮灑，則帖擅其長；界格方嚴，法書深刻，則碑據其勝 ” ，為晚清 “ 尊碑論 ” 奠定了基礎。身歷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，官至浙江、河南、江西巡撫，湖廣、兩廣、雲貴總督，兵部、禮部、戶部、工部侍郎，体仁閣大學士，太子太保，致仕回田後又晉加太傅銜，道光二十九 (1849) 年卒諡文達。《清史稿》稱其 “ 身歷乾嘉文物壯盛之時，主持風會數十年，國內學者奉為山斗焉 ” 。 印記：華原草堂 493 公克、菅領湖山 441 公克、江村祕藏 476 公克。 〈笪重光蹲龍鈕三連章〉 笪重光這個姓氏讀音「踏」，發源於句容，就是現在江蘇省的句容縣，這裡曾經出過一位名滿天下的書畫大家「笪重光」，他是清順治九年（ 1652 年）進士官拜御史。他的最大成就卻是在書畫方面，所畫的山水、蘭竹，以點染取勝，與姜宸英、何焯、汪士鋐並稱為康熙年間四大家，其所著《書筏》、《畫筌》二書傳世，備受後市的推崇。笪重光（ 1623-1692 年）字在辛清朝書畫家，為人剛正敢於直言，號江上外史，又稱鬱岡掃葉道人，晚年隱居茅山學道，道號奉真、始青道人，卒年七十。 印記：道號奉真 382 公克、笪重光印 445 公克、始青道人 390 公克。 後記： 果然不出吾所料！八組 “ 欞星門 ” 每組三門，双重圍繞圜丘，田黃三連章有一共有八組 24 枚，精美的雕龍鈕分別是蹲龍、鰲龍、龜龍、鼇龍吐珠等型制，共同的特點是下承 “ 原配 ” 紫檀木座，完全屬皇家風格一路。 本人追蹤田黃三連章書畫收藏印，在皇室宮廷中也有一條比

印章類藝術品是人類“精神財富”的象徵，除了“審美情趣”外，同時也給文人雅士帶來“物質財富”，作為中華民族的“傳家珍祕”，在上手“品讀把玩”驚覺其無窮的魅力，故將其納入蒐羅集藏項目。月初網拍發現一枚西泠印社創始人吳昌碩的傑作，8月9日剛買到的燙手貨，賣方：888古董坑道老壽山石龍紋印，起標價格新台幣888 元，印面3.8 X 3.8 高3.8公分，編款“昌石吳俊刻于吳下年七十有二”，吳昌碩(1844-1927年)晚清人，初名俊、俊卿，字昌碩、蒼石，雞血石不帶紅色的叫昌化石(昌石非壽山石賣主不懂)，印頂浮雕黃龍一條，還好沒人認出來搶標，吾1218元輕易就得標了，真是物超所值！“天放樓”粗筆濃墨，一股渾樸之勢躍于紅泥上，其善用殘損加上邊攔的殘破，透露出碩体「石鼓文」之吳派印風特色，吳下即蘇州吳江市，吳昌碩居清末民初印壇泰斗地位，1904年61歲參與發起西泠印社為首任社長，求印者冠蓋雲集，72歲巔峰時治印刻于1915年，辛亥革命前後有紀年與史料考察價值，其篆刻作品風迷一時並揚名海外的第一人！ 辛亥革命初年“憂時之士”，“天放樓”主人金松岑（1874－1947年）原名懋基，又名天翮、天羽，號鶴望，筆名天放樓主人、愛自由者等，青年時期曾熱心於鼓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。1896年在同里鎮創辦「自治學社」和「理化音樂傳習社」，傳授新文化，後又與陳去病組織「雪恥學會」，以圖救國雪恥。1902年創辦同川學堂，翌年，應蔡元培之邀赴滬參加「中國教育會」，並成立了同里支部。資助鄒容《革命軍》出版，宣傳孫中山革命活動，辛亥革命後當選為江蘇省議員。抗戰爆發後為擺脫漢奸糾纏，旋致力於教育、詩文創作和學術研究，被譽為國學大師，與陳去病、柳亞子並稱為清末民初吳江三傑，主要著作有《孽海花》等。 金松岑先生的故居目前僅存他從事教育工作的辦公樓“天放樓”民國十三年建造，現為鎮級文物控制單位。據《同里志》記載，光緒二十八年（西元19O2年），同川學堂和同川自治學社成立，由金松岑主持校政；光緒三十二年（西元19O6年），同川學堂改名同川兩等小學，並創辦明華女學，為吳江現代新式小學教育的開始。現同里中學校園內，有一幢兩層教育樓，冠名“天放樓”座落于古鎮西北部的富觀橋近旁，原是同川學堂舊址。 金松岑先生在《天放樓文言遺集•蔡冶民傳》中有一段話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整套雖微賤，不得位，處亂世，猶將

辛亥革命後清帝退位，皇宮國寶怎麼會被盜？揭開器物背後塵封的歷史，解開清宮藏瓷中為何不見蟋蟀罐之謎？故官博物院1925年成立之前，1914年在皇宮武英殿先設立過古物陳列所，郭世五為給袁世凱燒造官窯瓷器，便從古物陳列所拿走宮裡收藏瓷作“標準”(拿歷代實物當稿本)，到景德鎮窯廠照樣仿做，洪憲皇帝倒臺未將宮中珍寶歸還，因而散落流失到民間！吾根據這批蟋蟀盆罐所提供的訊息，偵破揭露清宮遺失蟲具謎底，可歸納出六條重要“線索”： (一)1945年對日抗戰結束後，王世襄擔任搶救流散文物(失蹤國寶)清理的工作，當時收購古董商郭葆昌所藏瓷器近300件，由此看來洪憲帝倒臺郭葆昌卻吃飽了！ (二)郭葆昌收藏兩件三希堂藏書法，二王法帖王珣《伯遠帖》、王獻之《中秋帖》。擁有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權勢，要竊取國寶比任何人都容易得手啊！推說是末代皇帝溥儀藉賞賜溥傑，將傳世二王法帖帶出皇宮，抵押給天津日本銀行到期未贖，由他贖回根本就是無本生意，伯遠帖上還鈐有一枚“郭氏觶齋秘笈之印”。 (三)天 津與北京鬥蟲風尚，因應兩地王公貴冑需求，天津水旱碼頭是北京門戶，也是清室王孫官宦、下野官僚軍閥、富豪大賈群集之處，景德鎮瓷器不斷從九江口用船運到天津；1913年袁世凱當選大總統後，立即派總統府庶務司長郭葆昌先佔肥缺“九江關監督”，依清代陶政制度創舉，自唐英開始由九江關稅監督擔任督陶官。 (四) 九江關監督每年元旦、端陽、萬壽、皇太后萬壽等節慶，備妥“捐貢瓷器”(繪吉祥圖案描金的官窑)進獻；乾隆初景德鎮御窑廠督陶官唐英任關稅監督時，曾自行畫樣製坯，擬造各種新樣瓷器進呈，郭葆昌燒造的“松鶴延年”珊瑚紅戧金蟋蟀罐，罐的外壁鑲嵌金彩圖案特別考究，這類貢瓷費用由監督自行支付，數量肯定不多。 (五)出現最早始創於明永樂(1403-1424年)皇帝御用的蟋蟀罐一件半，若此“名物”(絕世孤品)不為贗品，則本人推理完全正確！ (六)同時發現晚清同治、光緒、慈禧女皇帝御用蟋蟀盆罐(見附圖)，終於找到打開瓷質蟲具寶藏大門的金鑰匙，請看下回分解！

自古名家製作的蟋蟀盆都身價不菲，瓷器蟋蟀罐正代表權勢與財力的象徵，其中又以“紅釉”最稀罕居最高端，也最能体現蟋蟀主人的身價！紅釉的種類雖多卻最難燒成，珊瑚紅釉色帶微黃，不論屬那一種“中國紅”均是瓷中珍寶，蟲罐鬥盆的產生，必定有其相應的時代背景，仿品一定有參考實物真蹟去製造出來的，有創意東西與臆造品定有所不同，只要不是新仿的貨色就值得收購。 洪憲年號是在 1915 年底到 1916 年初春，當時袁世凱稱帝總共只有 83 天，時間也非常短，天寒地凍更不可能燒瓷器，而郭葆昌在 1915 年大病一場後 ( 註釋 ) ，早就已離開景德鎮了，根本來不及燒製署款為“洪憲”的瓷器，目前傳世品中所見有書“洪憲年製”和“洪憲御製”款的器物，它們都是民國時期古董市場氾濫，為迎合收藏者獵奇的心理，一些瓷商、工匠燒造出來的，主要是粉彩、琺瑯彩碗、盤、瓶一類產品，顯少出現蟲罐精品，前文連線提示華夏收藏網上“洪憲年製”蟋蟀罐 ( 印章款 ) 可供參考，該罐高 10.5 公分，口徑 11.5 公分，器身珊瑚紅釉戧金字“清風竹影 丁丑年寫”，丁丑年為民國二十六年 (1937) 製成，明白指出前朝那瓷器蟲罐是個“名物”，洪憲皇帝御用品的經濟價值特別高，所以才會出現仿寫其帝王年號的偽款。 探索“洪宪年製”蟋蟀罐真偽，研究四字楷体書寫款，書法運筆流暢瀟灑，不帶低俗的工匠氣 ( 印章款 ) ，推測此手寫款出自景德鎮御窑廠最後一任都陶官，有可能是郭世五 ( 寓意“五世其昌” ) 親筆手書或摹寫自洪憲帝手跡，還需進一步再深入“考據”，考據學特別尊重“實證”，依研究心得寫出釋文考據物證，要有根據並非憑空猜測，本站談“鑑藏”一律以所發現實物為見證，“洪憲年製”款識標準器目前還沒有確定，而“洪憲”帝王年號是誰給取的？關鍵可能就在這一只紅釉金繪蟋蟀罐上，寫文章非“道聽途說”當文抄公，要有自己的見解和心得，賞玩陶瓷的樂趣即此在！ 註釋：據北京故宮陶瓷專家吳玉璋 ( 後隨押運國寶來台灣 ) 追憶，當年郭世武親口跟他説落「居仁堂」款洪憲瓷是在民國四年燒製， 1915 年端午節正值開窯當天，郭世武不顧瓷工勸阻急於進窯查看，因窯溫尚高進入當場昏厥後大病一場， 6000 件仿古月軒細瓷由於胎薄碎裂大半，這批洪憲“開國瓷”所餘精品不多，分賞簡任官吏各一件 ( 拉攏各地官員送禮物 ) 。

中國傳統文化中“紅色”代表喜慶幸福，有“富貴吉祥”寓意。這只蟋蟀罐是郭葆昌任“陶務總監督”時， 1915 年在景德鎮為袁世凱燒製的“洪憲瓷”，當時名稱叫“松鶴延年珊瑚紅蟋蟀罐”，工匠則先在高溫中將瓷胎燒成白釉瓷，然後外壁再施珊瑚紅釉，入窯二次低溫燒成。“實物見證”藏品高 10.6 公分、口徑 11.1 公分，與前述乾隆年造的松鶴延年同類蟲罐相比，兩器在造型、挖孔和大小等方面幾乎完全相同， 對研究明清蟋蟀罐演進，“一窺堂奧”見山又是山！ “洪憲瓷”紀年款瓷器到底有沒有真品？中華帝國官窯最後燒製的“賀壽”蟋蟀罐，仿古代漆器「 戧金」技法貼金箔為飾，器蓋與筒身均有“松鶴延年”字樣，黏敷金字呈現出一段連著一段，現在已沒有這種工藝，底足中央書楷体「洪宪年製」四字紅款，罐身正面露出瓷胎“白地”當作仙禽，白鶴張著嘴 ( 八成是喊“喳” ) ，行大於 90 度的叩首禮，由此可見郭葆昌十足是個“馬屁經” ( 奴才 ) ！ 參考：華夏收藏網上有類似洪憲年製蟋蟀罐可供網友 比較。 http://www.mycollect.net/antiqueEstimation/show-90236-1.html

  1915 年袁世凱為復辟帝制活動的需要，命景德鎮陶務署監督郭葆昌，效法封建王朝燒造御用瓷器，當時住在中南海的袁大總統尚未稱帝，所以最初先燒的都是陶人款及齋堂款，如“觶齋主人”、“居仁堂製”、“陶務監督郭葆昌謹製”款識瓷器。居仁堂就是清代慈禧太后修建的海晏堂，這些瓷器作品統稱為“洪憲瓷”，洪憲紀年款與民國瓷器款識，多有爭議至今撲朔迷離，“居仁堂製”四字紅彩篆書款，款外方框四角有去銳角成八角者，皆為“民國瓷器”年代較晚，此只“居仁堂製漁父圖蟋蟀罐”，屬於 “中華帝國”標型器之一。 袁世凱登基為“洪憲皇帝”僅 83 天，隨著其“駕崩”而風雲流散，留傳下來的洪憲瓷“居仁堂製”蟋蟀罐已成絕響！吾有“考據癖”對失落文化瑰寶的探索考古，從此件“漁父圖”粉彩繪畫來研判，器蓋上畫父子兩人完全模仿自乾隆時期的蟲罐，底部修足沒有乾隆蟋蟀罐“泥鰍背”特點，胎質精細度也比不上。“洪憲官窑”即將渡過百年歷史，變成真正的古董瓷器後，必定成為收藏家追逐、尋覓的目標，本人特別在此率先公開四件藏品，相信對後學蒐集研究會有些幫助。 美術考古： 1908 年光緒皇帝死後，其弟載澧當攝政王，想殺掉袁世凱為兄報仇，被軍機大臣奕劻勸阻，袁世凱被攝政王罷了職，回到河南老家，他頭戴斗笠身披簑衣，垂竿洹水濱悠閒自在 ( 蟋蟀罐正記述這一段歷史 ) 。 1911 年武昌起義，清兵作戰失利前線告急，在奕劻、那桐、徐世昌聯名保舉下，袁項城才二次“出山” ( 東山再起 ) 當了欽差大臣，由其親信馮國璋、段祺瑞為兩軍統領。後來才有那桐當內閣弻德院顧問大臣，徐世昌任皇族內閣協理大臣，發生兩位大臣將清宮收藏瓷器，抵押給英國在京開辦的匯豐銀行之事，這 裏面的資訊甚具歷史研究價值。 註釋： 1913 年 10 月 6 日袁世凱經由國會選舉，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。

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，民國初年百業蕭條，惟有古玩行業興旺，天津、北京早期鬥蟋蟀猛烈火爆，大戶都直接向景德鎮定燒蟲盆， 1913 年郭葆昌（世五）被袁世凱派遣九江關監督，為其燒製“居仁堂”款瓷器，蟋蟀罐即為產品系列之一，皆為“陶務監督郭葆昌謹製”，按雍正、乾隆官窯粉彩瓷器進行實驗仿造，紋飾以人物、花鳥為主，繪畫有工筆劃特點，傳世的“居仁堂製”幾種款式，皆為方章紅彩篆書或青花楷書款。據古玩界老行家孫會元講：真“居仁堂製”粉彩瓷器，精緻細膩、繪工精美，彩色嬌妍堪稱名貴，是我國瓷業史上一朵復興之花，可惜只是曇花一現。民國十年前後居仁堂款識瓷器，有北京德泰與天津同泰祥都在景德鎮燒製過，是“大路貨”為一般家庭擺設或做嫁妝用的，屬“民國瓷器”市場上數量不少，藝術價值則差很多！ 註解：“觶齋主人” 郭葆昌（ 1879-1942 年）河北定縣人，光緒二十二年 (1896) 前，原是北京西華門外 德聚成 古玩鋪學徒，藉送山水畫屏的機會，被袁世凱看上了入府當差，後來成為袁府大總管，被委任九江關陶務總監督 (1913-1915 年 ) ，為籌備帝制監督燒製“洪憲瓷”。袁世凱在 1915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宣佈實行帝制，改變年號為“中華帝國”，規定 1916 年為“洪憲元年”， 1916 年 3 月 2 日宣佈撤消帝制。